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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8日徐中玉先生百岁华诞的庆贺大会上,坐在徐老身边有位像弥勒佛那样笑呵呵的长者,戴着法兰西小帽,潇洒风流,他就是与徐老在一些文化活动中同进同出形影不离的钱谷融先生。他今年也95岁高寿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特地推出4卷本《钱谷融文集》,《文集》分文论卷、散文译文卷、对话卷、书信卷,分别题为“文学是人学”、“灵魂的怅望”、“有情的思维”、“闲斋书简录”,文集中收录了他有关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包括其“文学是人学”观点的阐述,以及对鲁迅小说、《雷雨》等的经典研究,收录了有关文学、人生的感悟随笔,与友人、学生的思想谈话,并精心收存了四百多封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近日前往钱谷融先生家中,将刚刚印制完毕的样书送到先生手中。王为松说,这套《文集》 “用王元化先生以前说过的话就是,这是一个‘文化的定本’。”

钱谷融先生与本文作者

(一)

钱谷融先生逝世一年了。这一年中,有不少纪念文章和研究论文发表。这些文章谈到钱先生的学术贡献,几乎都会注意到他的“人学”理论,也就是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倡导的人的问题是 “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的思想。作为随他学习多年的学生,我感到这些文章的聚焦是准确的,与钱先生平时谈文论艺的切入点比较接近。但如果细细推敲、研究,可能还有一些内容值得补充、说明。

“文学是人学”是钱老的专利

“人学”理论与文学的常识性问题

本报记者多次和钱先生在一起,每次都是要不了几分钟,你就会被他的乐观所感染。人们称他为“散淡之人”,他欣然接受,因为他从小很佩服未出隆中的诸葛亮,他的一本著作就是《散淡人生》。说起钱先生的成就,他总是说:“我是被‘批’出名来的。”说起他带出的研究生个个都很棒,名师出高徒,他总是说:“我是搞来料加工的,来的原材料好。是名徒把我抬高了。”说起他的治学之道,他总是说:“我是个懒人,书是在茶馆店里看的。”说起他的文章,他总是说:“我自己不主动写的,都是被人家逼出来的。”……就在这次对徐先生致贺词时,他也说:“我是无能又懒惰,他是能干又勤奋;他讲话实实在在,我是言不及意。他一个人做的工作比我十个都多,我站在他旁边感到很惭愧。”谦虚风趣的讲话,引来全场欢快的笑声。

钱谷融先生晚年在自述文章中说:

“文学是人学”是钱谷融先生最著名的观点,也正是这个观点使他受到了数十年的不公正待遇。

50年代我写了一篇题名为《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受到全国范围的长时期批判。其实这篇文章所谈大多是一些常识性的意见,并无多少独到的创获。它之所以受批判,只是因为它不合时宜而已。

那是在50前,钱先生还是被称为“小钱”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华东师大举行大型学术讨论会,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一再鼓励钱谷融发言,钱谷融就把平时所读所思所得写成一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他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强调文学对于人丰富个性的关注,不满于注重阶级性而忽略个性。钱谷融在发言前还说了一段“论文是情人,我今天才把她带出来”的段子,引得会议主持人施蛰存先生及众人大笑。

钱先生的自我评价,后来被一些人援用,以说明钱谷融的“人学”理论只不过是一些文学常识而已。事实上,钱先生的所谓常识,有点类似于谚语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意思。

钱谷融开宗明义,认为对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建议,我们“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这句话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

人文学术,尤其是文学领域谈论的话题,有许多涉及前人说过的东西,后人继续这些话题,是学术研究上的“接着说”。这种学术上的推陈出新,新意所在,是需要研究者用心体会的。不能因为前人已经说过,今天再来讲,就简单地认定是老调重弹,炒炒冷饭。

这个在现今看来似乎是文学理论ABC的观点,在当时的会议上却招来一片反对。既然有人反对,文章也是为讨论会而作,钱谷融也没打算拿出去发表。但是《文艺月报》的编辑索要去此稿,立即在1957年的第5期刊出,《文汇报》也配发了消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许多人认为该文说得有道理,也有人提醒说“恐怕是钓鱼”,但钱谷融不以为然,认为学术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果然,6月,“反右”开始,方向扭转。钱谷融此文自然而然地成为批判对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除了上海的主要报刊,北京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及各省市的文艺刊物都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一些原先支持他的人也被迫加入批判行列。但钱谷融从来没有低头认错,党委书记说,小钱,你自己讲几句。钱谷融就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我的意见不错。这样就引起更加激烈的批判。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也是花样翻新。在这些眼花缭乱的文学理论中,究竟选择哪些问题和理论来展开文学研究,钱谷融先生是花费功夫认真衡量过的。他晚年赠送给我的一批书籍中,不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扬等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等,上面不少文章都留有他阅读批注过的痕迹。钱先生选择文学中人的问题来研究,并吸收了前人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论观点。这种选择,体现了钱先生的学术识见和辨别能力。

钱谷融先生后来说:“‘文学就是人学’也不是我提的,最早是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思,我认为他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就写了。后来接受许杰老师的建议,把论文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原来以为写个‘论’字就不会有太大麻烦,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过。” 而据钱老的学生殷国明教授查证,高尔基并没有明确说过这个话,这句话的发明权是钱先生。他用的是障眼法,是想让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记得前几年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遇到一位前辈理论家,他是上世纪80年代有名的左派。听说我是钱先生的学生,他问我钱先生是否还坚持“人学”的观点?我说是的。他摇摇头叹息说,你老师人不错,可惜用人性、人道主义来解释文学,太简单了,还是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啊。

(二)

这当然是学术观点上的彼此不同。但联系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研究环境,由现实主义问题、典型问题的探讨,发展到从苏联引进季莫菲耶夫的“工具论”,当这些理论和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盛行之时,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论探讨,反倒是不太多,甚至很弱。当时在文学领域颇有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以及后来创刊的《文学评论》,所刊发的文章大多倾向于探讨现实主义问题、文学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与现实关系问题等,很少有专门讨论文学中人的问题的。

死不悔改的“活老虎”

钱先生是少数几位集中思考文学中人的问题的专业户和单干户之一。说他是专业户,是因为从《论“文学是人学”》开始,一直到他晚年,在文学问题上,他总是把人的问题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至于说单干户,那是他的文章只要一经发表,必定引来无数的商榷之声。《论“文学是人学”》不用说,后来的《〈雷雨〉人物谈》也是如此。翻阅当年的《文艺报》《文学评论》,可以体会到钱先生发表文章之初是多么孤单。今天有人认为文学中人的问题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在历史过程中,这种常识的获得和强化,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有独特的学识眼光。

那为什么过了不久开始的“反右”没把他划成右派?钱谷融先生说:“当时猜想华东师大许杰、施蛰存、徐中玉三个人都划成右派了,我再划成右派,可能没人上课了。后来才知道,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柯庆施说了,留下两只‘活老虎’,都是右派,再批就没意思了。所以,我和蒋孔阳两个人都没有划右派,当了‘活老虎’了。”因此,在“文革”中给钱谷融戴上“老牌修正主义”、“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这三顶“帽子”时,钱先生不无幽默地说:“老牌修正主义,我又不是党员,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我还是个讲师,也够不上。这个漏网右派,还可以算得上。”

在一些文学史资料中,有关上世纪50年代人的问题的讨论,人们常把胡风、巴人、王淑明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与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归在一起。这种归类是当时为批判人道主义思潮而做的一项工作。但对钱先生而言,他的思想与胡风、巴人、王淑明等偏向于创作现状所发的议论有所不同。钱先生长期在大学教书、研究,与创作界关系疏远,在行文方式、思考问题的重心和思想的传承方式上与胡风、巴人等距离较大。

果然,“活老虎”派上了用场,1960年,上海作协组织了一个著名的49天大批判,钱谷融就是批判对象之一。钱先生不是作协会员,学校却派小车把他送过去。对于这场批判的来龙去脉,己故文学评论家、时任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的李子云老师有过权威的回忆:这场批判的口号是“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重新估价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运动要搞得轰轰烈烈,就得有“靶子”。于是,几经筛选,钱谷融以及蒋孔阳、罗稷南就被定为重点对象。这场批判不仅旷日持久,而且声势浩大,调动了上海各高校文科学生参战,被当时的领导誉为“小钢炮”。原先还准备推向全国,后来由于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考虑到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横扫西方国家的“国宝”,特别是苏俄的“国宝”,会涉及国际关系而作罢。尽管这场批判搞得钱先生多次胃出血,脸上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但人们见他仍镇定自若,毫不惊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批判完了,叫辆三轮车,拉出去吃一顿。”

将钱先生的文章与同类的关于人的问题的文章加以对照,就会发现,钱先生的文章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而其他文章,很多是针对当前创作现象所发的一些议论。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系统宣传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论文。所谓系统,就是比之同类更条理化。

(三)

的确,1949年以来,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文艺理论领域第一篇较为系统阐述人的问题的理论文章,不仅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被视为是 “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而且,在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也获得了高度评价。之所以有这样的好评,除了在学术观点上激发了同人的共鸣,很重要的是钱先生的文章个性,融汇了他对文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和发现。

“活老虎”评《雷雨》

譬如对人的问题的认识。很多人认为钱先生一定大量阅读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理论著作。但钱先生认为自己对西方人性、人道主义的接受,主要还是文学上的,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罗曼·罗兰、雨果等描写人性的文学作品,激发他思考文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柯庆施的话果然有道理。没过两年,“活老虎”钱谷融自己又跳出来,因为在一片喧哗嘈杂之中,钱先生内心深处始终保持洞若观火般的清醒。他开始写《<雷雨>人物谈》,评析曹禺剧作《雷雨》中的人物。钱谷融说是因为在看《雷雨》的电视转播时,一听演员的口气、声音、语调,味道极“左”,图解、喊口号。心想会有人写评论的,等了半天没有人写,于是他就又来写了。而别人,不管是他的友人还是敌人,透过他那优美的文笔,看到的是他用“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来具体剖析人物,或者是用这些人物的塑造来证明“文学是人学”观点的正确。但不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来临了,《雷雨》人物谈也就谈不下去了。直至“文革”后的1980年这本书才出版,当时在文艺圈内外引起轰动。李子云老师感叹道:今天重读钱先生的旧文,不仅依然兴趣盎然,而且会发出惊叹,当年怎么会有人发表这等文字,须知《<雷雨>人物谈》是在经过了“反右”、“反右倾”以及49天批判会后发表的。在当时真称得上“惊世骇俗”。今天重读这些文章真令人肃然起敬。

在一般同行眼里,钱先生比较强调文学审美价值。其实,对于文学审美核心问题到底是语言问题还是人的价值问题,在钱先生看来,还是应该偏重于人的价值问题。尽管他写过《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等文章,探讨文学语言问题,但在他看来,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语言表达问题,而是与作家的情致和思想能力有关,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作家的人生价值问题最为核心。文学语言的力度,是由作家在人的问题上思考的深度所决定的。

这么一批倒把原先默默无闻的钱谷融批成了名人。但钱谷融先生为坚持真理是付出了代价的。1943年钱先生在交通大学上课时就已经享受讲师待遇,但到1978年恢复高校职称评定时,仍评不上正教授,引起校内外的不平,由于外界意见实在太大,直到1980年第二次评定时才被直升。对此,虽然钱先生自己很坦然,他幽默地对学生说:“你看,我的眉毛本来是向上翘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现在已耷拉下来了。”但这38年的讲师倒是创立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纪录。

钱先生将他这种认识落实到研究生的培养上。他录取研究生,别具一格地要考作文。照他的说法,不是要看你的言辞和语言表达能力,而是通过语言,来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度。

(四)

“人学”理论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关系

人道主义的实践者

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流行,钱先生的 “文学是人学”曾一度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前提。

钱谷融先生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任凭乌云压顶,决不苟且,绵里藏针,柔中有刚。在生活中是人道主义的实践者,温和宽厚,这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在对戴厚英的问题上,最为典型。

就强调人的问题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而言,钱先生的“人学”理论与当时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之间有关联;但就理论建构的材料和理想境界而言,两者之间有着差别。《论“文学是人学”》等文章中没有主体性这样的概念和理论术语。这或许是钱先生接受的教育和他的行文风格所致。

戴厚英是钱先生的学生,在那49天的大批判中是个火力很猛的“小钢炮”,对钱伤害很大。“文革”中她又是作协的造反派,以至“文革”后她以自己与诗人闻捷恋爱经历为蓝本的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要出版都遭到老作家的抵制,非常困难。但她最后惨死在歹徒刀下,而这歹徒竟是她爷爷的学生,经常到她家蹭饭借钱的老乡。

曾有人批评,钱先生所说的“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人。但钱先生认为,我所说的“人”其实是非常具体的,这就是文学作品中我所喜欢的一系列人物。他推崇《隆中对》中高远襟怀、飘逸散淡的诸葛亮,也推崇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最欣赏的,是《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钱先生藏有好几个版本的 《世说新语》,晚年他翻阅最多的,是余嘉锡先生注释的《世说新语》。

尽管戴厚英没有明确地向钱先生道下歉,但钱先生早已原谅了她,当然也包括其他年轻人,钱谷融先生把那荒谬时代的荒谬归之于整个政治大背景,原谅青年学生的幼稚无知。钱先生在与得意门生殷国明教授关于人道主义的长篇对话中说:“戴厚英在60年代初上海作协有名的四十九天大会上是如何批判我的,我已完全不记得了。当时发言批判我的当然不只她一个,她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其他人在发言中对我总还是以先生或同志相称,唯有她,却是直呼其名。当时距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还有六年之久。旧有人际关系中的礼数,还没有到荡然无存的地步,所有在场者听了都不禁耸然动容。对于身受者的我来说更是不胜骇异。她上台批判我,批判的言辞再激烈,我的确毫不介意。因为我知道,在当时来看,我的确是该受批判的,她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的。而且,不管是她或者别的人,他们多半都会真的认为批判我就是帮助我,就是对自己老师的爱护和挽救。所以我确实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唯独对于她的声色俱厉地直呼我的名字,不免很不习惯。我觉得她是大可不必如此的。称我声‘先生’不见得就会于她的革命立场有损。而且,从帮助我改造我的动机来说,反而易于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就连这一点我后来也渐渐释然了,因为她毕竟太年轻了。厚英是很硬气的,尽管知道自己过去错了,却决不忏悔。 上世纪80年代初,她由一位当年的同班同学陪同到我家里来看我(这是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跟我谈了这些年来她的种种遭遇,颇多牢骚不平之意,而绝口未提当年对我的批判,我倒颇欣赏她的这种态度。”

宗白华先生在 《论 〈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说:“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钱先生喜爱并追求的,正是这种文学中的审美境界。宗白华是钱先生中央大学时代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的朋友,伍先生对钱先生一生的思想影响巨大,包括对魏晋风度的推崇,都来自于伍先生的影响。

戴厚英晋升副教授时,她任教的上海大学请钱谷融先生写评审意见。钱先生为她作了肯定的评价。

不过,钱先生的“人学”理论有他自己的创造。他不像他老师那样玄远到一种清虚缥缈的境地,而是有着非常坚定、清晰的现实感。但是,他也不像主体论那样,将人推崇到一个凌驾万物之上的绝对的主体地位。钱先生的“人学”理论,包含了丰富的自然主义与个性主义思想,两者相互融合,相互观照,呈现出亲和温暖的状态。

戴厚英遇难后,应吴中杰教授之邀,钱谷融先生为纪念集写了感人至深的悼文。称她是“一位重情义、念桑梓、能赴朋友急难的赤心人。”“她一生坎坷,特别在婚姻恋爱方面的遭遇尤其不幸。因而她的心常是寂寞和孤单的。”“她接受的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畸形教育,因此她的个性被扭曲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做了许多傻事和错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她才猛然觉醒过来,回复了她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农村姑娘的本真,她身上固有的美德与亮色,才冲破多年来强加在她身上的牢笼和心上的障碍,一下子突现了出来。令人万分痛惜、无限怅恨的是,她竟在这个时候惨遭一个极端愚昧而又凶残的凶手杀害了。唉,真是不幸的戴厚英!不幸的中国的这一代!”这篇文章令无数知道他俩有这层特殊关系的人感动。

但凡了解钱先生性格的人都觉得他文章中的行文语气和推崇的文学价值,都是那么柔和温馨,就像老友促膝而谈,从来不夸张失度,也不摆架子。或许是现实人际关系过于复杂,钱先生更愿意从自然中获取人生的价值力量。所以,他喜欢旅游。游览名胜古迹时,他喜欢自由徜徉,与天地自然交往,而不喜欢进庙宇、看墓地。

有评论家认为:钱谷融是文学思潮的象征人物,并不仅仅是意指他在五十年代的那篇“文学是人学”之于整个中国文学思潮的象征性意味,而更是指他本人的文学立场经由他的教书育人和学术地位对上海文学界产生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一次陪钱先生去杭州开会,住在花港观鱼附近。想陪他去看章太炎墓,他却说还是到西湖边喝茶吧,西湖的自然美景,真是百看不厌。这种自然之子的审美情怀和自由心态,是钱先生“人学”的理想境界和现实写照。相比之下,受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受制于西方主客二元论的影响,难免有一些绝对论的色彩,在物我关系上侧重于强调人的主宰地位。对于这一点,钱先生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他愿意天人合一,而非天人分离,一方主宰另一方。

钱先生曾说:“人一生下来就是已决的死囚,在执行之期来到之前,要尽情乐享我这有限的生命。浮名骗不了我,富贵我嫌它罗嗦。我要放开心灵的脚步,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上作一次伟大的驰骋。这个驰骋,就是从生活的每个角度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

“人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仁者寿,衷心祝愿钱谷融先生永远乐呵呵。

《论“文学是人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获无数学术奖励,其中之一是思勉原创奖。这是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举办的面向全国的人文学术奖,意在奖励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有原创意义的学术成果。

《深圳商报》 日期:2013年11月28日 版次:C06 作者:楼乘震

1949年以来,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领域,中国学者的贡献相比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可能是比较弱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主编的 《百花时期的中国文学》,收录了 《论 “文学是人学”》,其他像日本、韩国,也有钱先生的译本出版。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人文学术国际交流过程中,人们对于有特色原创研究成果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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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是 1949年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领域少数几项真正称得上有自己理论系统和特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延续了前人对文艺问题的理论论述,也吸收了国外一些理论观点,但从根本上讲,它是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钱先生接受“五四”以来启蒙思想的价值立场,崇尚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作为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他对现代白话文的文学成就肯定得比较少,他曾说自己最不愿意教中国现代文学课,而愿意教古代文学,因为古代文学是真正经过时间考验的。但他又认为,鲁迅的存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地位完全可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任何一个辉煌时期相媲美。他的这一评估代表了他的文学价值取向。

钱先生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有诗意,这是从人物心灵中自然流露的东西,而不是靠头脑思考理性得出的认识。他多次强调不喜欢20世纪现代主义作品,而愿意接受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19世纪的作品。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有着自己的思想土壤,包括曾接受的教育和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环境的制约。就如他在回忆大学时期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的文章中所说,伍先生在抗战时期完全是一副名士派头,从不开伙,轮到吃饭时,就带上自己的学生钱先生上小馆子。师徒间喝酒吃菜,无话不谈,毫不做作,真正是随性而行,飘洒自如。

这样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方式,影响了钱先生一生。即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批判时期,到了周末,钱先生仍会带上家人,坐三轮车去市区的大饭店轮着吃过来。他告诉笔者,《文学评论》发表《〈雷雨〉人物谈》,他拿了稿费,带家人到锦江饭店点了一桌菜,最后发现稿费还有得多。

当然,钱先生一再说,吃喝不可以沦陷到酒肉朋友吃吃喝喝的境地,否则就庸俗了。他是希望从中忘掉不愉快的情绪,获得做人的自由,享受人生的快乐。所以,钱先生行文风格流畅自如,简约明快,从不掉书袋,卖弄学问。这种行云流水的自然风格,属于钱先生的学术原创。

钱先生喜欢要言不烦,将自己要表达的思想,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不是没完没了、无节制地引述别人的观点和古籍材料。他在《文学的魅力》中,对文学欣赏过程中审美心理的分析,结合了古今中外很多案例加以说明。这种引用,很少给人以繁复堆积之感,而是简洁明快,说透了道理。整个论述过程,材料是借鉴的,理论构架却是他凭借长期的鉴赏体验而体会和构想出来的。所以,钱先生的理论文章没有一般文学理论论文的经院气和教条味。他不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而是细心体会,自然呈现。钱先生强调论文不要写得像实验报告,而是要像写文章那样有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入作者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个性色彩。

《〈雷雨〉人物谈》中的系列论文是 “人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论 “文学是人学”》是钱先生 “人学”理论的原则阐述,那么,《〈雷雨〉人物谈》中的系列论文就是“人学”理论的具体实践。国内很多学者,像上海社科院的陈伯海教授、安徽大学的杨忻葆教授、天津师大的夏康达教授等,都有文章指出这些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想说的是,钱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关于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 《艺术》的评论文章,他赞同“有意味的形式”这样的说法,认为揭示了文学欣赏过程中,形式的审美意味,形式的确不只是形式,而是构成了审美活动的一部分。但钱先生认为,不可强调过头,似乎形式对于文学就是全部,这就是失度。

钱先生的“人学”理论触及文学的核心问题,有关文学中人的问题的理论论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果不计其数,但钱先生的文章始终没有被淹没其中,反而显得非常出挑,其原因之一,便是他的论述极具个性色彩,尤其是那种文章的体式。

对照 《论 “文学是人学”》与《〈雷雨〉人物谈》可知,那种宏观把握与细腻的艺术分析之间,他的思想、语言都能自由穿行,这不是所有学者都能从容应对的。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具体的作品鉴赏上,都表现出堪称一流的水准。宏观层面的论述,他能够抓住文学的核心问题,要言不烦,将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清楚。在具体的艺术鉴赏和批评实践中,他有能力区分作家作品的优劣高下,而且,通过鲜灵活泼的文字,将文艺作品的神韵传递出来。

在以往传统文论和文学品评中,“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细节和精华内容,在钱先生的文学评论中,因为现代文学理论分析方法的融入,得以在多个层面准确地描绘和丰富地呈现。比如,他对《雷雨》中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就是多层面的。他对曹禺戏剧语言艺术成就的分析,在诸多方面借鉴了现代戏剧理论和语言学知识,从而更理性、充分地分析了曹禺戏剧语言的常规性与独特之处。

钱谷融先生作为一代名师,生前享有很多学者很少能享有的名望。但在专业领域,尽管文学研究相对而言是较为开阔的地带,公共接受度不像数学、物理等科学那么专业,但真正的学术研究毕竟还是属于少数人的事业,理解、懂行的也只是少数人。能在这些专业领域做出成绩,获得同行广泛认同和接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作为专业领域的优秀人物,称颂他们是大师或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人类文明留下了自己的探索脚印,后人将以他们的成就,作为探讨未来的价值资源。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想必会在今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获得巨大的历史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