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为补胎,原来于我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聚星镇,具体成为一个温暖乡里。

       大一些的时候从大人嘴里听说那个躺着的人是二舅,32岁,死于肝硬化。表妹比我小15天。那年的两年前大舅死了,大舅33岁,死于肝腹水。表姐13个月,刚刚会走路。据说二舅去药房给大舅抓药的时候,药房的伙计以为是他自己吃,说了一些话,二舅差点把人家打一顿,回家还骂那个伙计不会讲话,骂了好几天。听母亲说,二舅人个子不高,聪明能干,给生产队看仓库。大舅个子高,话不多却好赌钱,像外公。外公是谁?长什么样?母亲说,她也不记得,在她三岁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

以我对地理区划的粗浅认识,总以为乡镇级平而名不同,乡以耕地为主而镇则商铺云集。却不知,乡镇的镇之外,还有更小的镇,乃一乡之集镇也。聚星镇即此,属王鲍乡。查1993年版《启东县志》,有“王鲍乡”条目,曰:“东邻志良乡,南靠聚南乡,西与海门县海洪乡接壤。面积32.64平方公里,耕地2.95万亩,人口29057人,乡政府驻聚星镇,乡名以王鲍区得名,原属海门县,1954年划归本县。”

       一个人能一直牢牢记住一些事情除了记忆力好,还有就是这些事情里有让人忘不了的情节,就好像刻在野外石头上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些淡去,拂去尘土,痕迹清晰可见。                

在去启东的路上,我的车子胎压报警,下车观察,似无碍,就一直开。到了老宅停车一看,胎瘪须补。侄子闻讯,便说带我们去聚星镇上补,他有朋友。聚星镇,距老宅约六里路,数分钟便达。这是一个寻常乡间小镇,一条主路,两边是馆子、店铺,毫无特色。侄子带我们到一家汽修铺子,跟店主打招呼,并介绍说,他也姓杨,算是我家亲戚。店主忙了半天,很认真地补好胎,只收20元,我说太少。他连说,自家亲眷,自家亲眷。不肯多收。

       大姨二姨嫁的远些,母亲最小,嫁的也最近,几乎是村靠村。从那年开始我就和外婆一起生活,大家都走了,只剩我和外婆,一老一小守着三间大屋,还有门前屋后的大树,那年是1979年。(待续……)

外公讳昌九,九者,大也,他是长房长子。在传统氏族社会,这样的身份,是颇为重要的。我在太仓时,外公在一家中药店当店员。他沉默寡言,但是,还是对我进行了基本的启蒙教育。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不敢教我读唐诗宋词,就授我毛泽东诗词。我用启海话背诵《送瘟神》,成了保留节目,也成为我聪慧于常人的证据。外公教我识字、读毛诗,学数、做算术,下象棋打扑克,家贫,棋和棋盘及扑克牌,都是外公手制的。他还带我去听评弹、看篮球,对于我后来的兴趣养成,也同样是启蒙。最为特别的,是外公早上去对过公园打拳,也会带着我,教会我打全套24式简化太极拳。想来,一个幼儿打老气横秋的太极,是极为有趣的事。可惜,后来我全忘光了。

      我的记忆是从两岁开始的,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外婆家有人死了,不记得他的长相,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只记得他躺在外婆家的堂间靠东的墙边,他身上盖着土黄色的布,脸上蒙着纸,头上戴着冬天有护耳的帽子。外婆、姨妈、母亲哭成一团,那个人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外婆躺在地上,好多人围着把她拉起来……      

引至园田成熟处,每一字号圈筑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窦,用闸启闭,旱则长潮时启闸灌之,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卧床外瞩即睹洪涛,枕畔潮声如鸣金鼓。

一夜,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实初日:“此处起现神灯神火,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

因为至崇明的长江隧桥和至启东的崇启大桥早已贯通,上海至启东,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来到杨家老宅,较为开阔的地中间,有一栋房子,这是远房表弟杨红兵家。红兵的祖父,是我外祖父的弟弟。七十多年来,他们一家一直生活在老宅,颇有些固守家园的味道。房子正在装修,只有红兵的儿子在。算起来,小伙子算是我的侄子。他从打工的南京,回乡来帮忙。我上前寒暄,自以为是地说,家里装修,没有人看着,工人要乱来的。侄子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这里来装修,都是亲戚乡邻,不用看着的,我只是回来跑跑腿,帮帮忙。我不由一阵羞愧,为自己的小人之心。

行政区划变动,对国家管理而言,是常事,但是,对于乡土观念重的人们来说,会不适应、不舒服。比如婺源,现属江西上饶,但古属徽州。婺源人的回皖呼吁,几十年以来就没停过。对于自己的家乡由海门变成了启东,外公外婆会不会也不乐意呢?

或许,是因为带着仓皇、带着凄凉离乡;或许,是因为家道陡落,由富而贫,外公外婆和他们的子女们,后来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甚至连提也没有提。直到,2018年秋。

海门也好,启东也罢,住民多由崇明迁来。这是有据可查的。有一句老话叫“句容迁崇明,崇明搬启东”。据明代正德年间的《崇明县志》载,唐万岁通天元年,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在岛上“辟草垦土,易而为田”,他们大多来自句容。及至清代,崇明岛东北江中相继涨出十来个沙洲,崇明人陆续迁来垦荒,这是启东南部最早的居民。这三地历史上倒也有过联为一体的短暂时刻:1940年,新四军东进,在南通一带成立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7月,中共决定,崇明划归海启行署,称“崇启海”行署。至9月,又与通东行署合并称东南行署,隶属于苏中第四行政区,驻地即在聚星镇。想来,当年的聚星镇,一下子成为一个很大区域的政治中心,也算是风云际会了。所谓“崇启海行署”,存世两个月。从抗战时期到1949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启东一带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拉锯之地,日寇、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各种力量你来我往,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此乱世,对生活在这里的住民,自然影响颇大。外公外婆一家后来的命运,也与此相关。

嘉庆甲子春,痛遭先君之变,行将弃家远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

我八个月大的时候,被抱到太仓,在外公外婆身边一直长到七周岁,才回沪读小学。因此,我是听着海门话长大的。到现在,还能随口说一些。

我儿时生长的地方,是太仓,那是外婆家。但外公外婆不是太仓人。从小一直听他们说自己是海门人,家乡在聚星镇。但现在,聚星镇,属于启东市了。

丁字实初,家于崇,为一沙之首户;司会计者姓王。俱豪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蓄牯牛百余头,皆露宿堤上。养鹅为号,以防海盗。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

因为崇明、启东、海门三地大多地方,都是长江泥沙冲积而生,是沙地,生活在沙地上的人自称“沙上人”,也因为上述渊源,三地方言甚为接近,可以互通。启东、海门的话,就称“启海话”,当地又叫“沙上话”、南沙话。专业说起来,启海话属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是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吴汉语,至今仍存着一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的古语、古音。于古吴语研究,颇具价值。仅举一例:跪,沙上人说“跽”,就极具古风。隶属于南通的启东、海门因说吴语,虽地处长江以北,但从文化心理上,自外于“江北人”,甚至,还觉得高“江北人”一等。家父籍贯江苏兴化,是标准的江北,他说的上海话带着浓重的江北口音,如把“牛奶”说成“流拉”,是颇受到母系一族亲戚嘲笑的。在我儿时心中,似乎也觉得海门启东要比兴化高级一些。其实,在沈复笔下,启东人“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是粗鄙的。而兴化在明清两代,文风兴盛、名人辈出,要高出不知几筹。但因为方言之故,到了现代,启东人竟也觉得有资本看不起江北人,这种“地域鄙视链”,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乡土文化研究课题。

启海话,虽然与上海话、苏州话属一个“小片”,但还是有不小差异的。比如外公外婆嘴里的“聚星镇”,我从小就听为“齐心镇”。在启海话里,聚与齐音同,在沪语里,差别不小。我要等到进入中年,渐渐喜旧,才问长辈而得知“齐心”实为“聚星”。其实也是我自小无知,现在想来,古人怎么会起“齐心”这么一个地名?

不料,车开出去不多远,发现车胎又瘪了。便再开回镇上,一查,大概是因为车胎一松一紧之间,原来扎进去的一颗钉子活动了,便开始漏气。店主又忙了半天,这次,只肯收10元了,仍然说,自家亲眷,自家亲眷。

开了十五年车,这样连着补胎,是第一次。或许,是在天上的长辈,看着年过半百的我第一次来聚星镇,想让我多盘桓一会儿罢。

不知道是谁最早提议的,2018年10月20日,母亲、二舅、三舅、大舅妈,率一众小辈,回故乡省亲。母亲阔别故乡,七十一年矣,几乎是,一辈子。

那是一个周六,我遇事羁绊,无法分身,只好在微信上,看弟弟妹妹们发的照片。第二天,母亲米寿诞辰。我结束聚会,赶到母亲身边,听她说回乡观感。母亲是一个情感起伏极小的人,这是天赋,别人学也学不会。她似乎并无特别激动,只是说,其实也没什么看头了,物是人非。我问,遇到什么故人没有?母亲答,没有了。弟弟提醒说,不是跟一个老人说话了吗?母亲说,噢,他算是乡邻,不过,我走时他还没出生,现在也快七十了;他听了我们的自我介绍,说杨家都是好人啊。

由于启东成陆历史短暂,因此,历史典籍中极少记录。倒是苏州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在《浪游记快》中,对启东有过生动描写——

事竣,十月始归。

嘉庆甲子,即1804年。永泰沙,是乾隆年间涨出来的沙洲,隶属崇明。因为“新涨初辟”,所以“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启东人十分豪爽好客,与沈复“乍见即同故交”,马上“宰猪为饷,倾瓮为饮”。文章对启东人如何生活、劳作,亦作了生动描写。至于沈复见到的“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奇景,今人认为可能是鱼虾集群,鳞光映照所致。从八月一直盘桓到十月,沈复在启东呆了一秋,还说是“生平无拘之快游”。看起来,相对于2000多岁的姑苏城,年轻的永泰沙上“风雨晦明,恍同太古”的生活,自有异趣。

秋八月,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勘收花息。沙隶崇明。出刘河口,航海百余里。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仅有同业丁氏仓库数十椽,四面掘沟河,筑堤栽柳绕于外。

聚星镇,这个听了半辈子的地方,我竟然这样错过了。心有不甘,便央母亲再带我去一次。母亲说,你们有空开车去,就去吧。于是,今天春天,母亲和二舅率小辈再赴故乡。

虽然外公教了我这么多,但是他从未跟我言及家乡。我关于聚星镇的碎片印象,都是来自三姨妈。外公育有五女三男八个孩子,性格多随他,偏内向,少交际,唯三姨妈性格张扬、热情奔放、嫉恶如仇,是个例外。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她是给我温暖最多的亲人。在三姨妈嘴里,“吾俚杨家”,完全像是一个显赫的名门望族。可惜的是,我对旧事旧物感兴趣时,已经没有机会向外公求证三姨妈说得对不对。

与沈复描写的永泰沙类似,在十八世纪,天南沙东部接涨出一片沙地,后被称为“满洋沙”。满洋沙成地后,同样是崇明人前来占地开垦。至十九世纪初,这里开出了一家家小店,最初有金龙采的豆腐店、张汉飞的烟纸店等。1834年,南通张太和来此开设典当,之后,又有蔡宗顺的京货店、唐公和的杂货店等,渐成市面。由于远近商户如众星聚集,故曰“聚星镇”。民国初年,聚星镇已趋鼎盛。至抗战前夕,聚星镇居民有300多户、1600多人,外地商贾以宁波、绍兴、镇江、扬州人居多,他们集资在聚星镇北后街建造了宁绍会馆和镇扬会馆。如前所述,抗战时期至1949年,聚星镇成为拉锯之地,民不聊生,生意凋敝,商家纷纷外迁。至解放后,局势稳定,商家才渐次回迁。

我抓住二舅,请他具体还原“吾俚杨家”的旧模样。二舅比划着说,我家原来就一排,在现在红兵的房子略北,面阔五开间,一进,外公及三个弟弟四户人家住在一起。听上去,住得并不宽绰。原来房子四周有河,二舅说,这叫宅沟,现在竟然还有迹可循,南面成了路,东西两侧,似泥塘,唯有北面,两三米宽,水波粼粼,很有河的样子。我一个人,穿过泥潭和过膝的杂草、灌木,找到这一截“宽阔”的水面,驻足良久。这一截河,于我,如官窑碎片,残破、无用,但珍贵。对着这一段水面,我想象着杨家盛时的情状,感慨着七十年的沧桑,思念着育我的外公外婆、爱我的三姨妈大舅舅。他们,墓木已拱。

小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个地名,便是聚星镇。

外公外婆一家,在纷乱拉锯的1947年离开聚星镇,至太仓安家。举家南迁后,很快沦为赤贫,外公常常委派孩子去集市捡菜皮回家果腹。为了生计,母亲和姨妈三姐妹都去纱厂打工,做了一辈子纺织女工。离开家乡时,母亲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