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出生纯属偶然

原标题:诗人伊蕾:浪迹的永生

生命应当珍惜还是应当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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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约束还是应当放任

伊蕾(1951—2018)

……这是我一个人的痛苦

《独身女人的卧室》脱稿于1986年9月末。那时,我刚由鲁迅文学院毕业,插班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作家班。仍然未婚的我在25岁成为老姑娘以后,经历了生离与死别。与初恋双双思痛分手,而后来相爱准备结婚的朋友因白血病去世。在鲁院与仍在婚姻中离异未果的同学陷入感情的深潭。这时我已34岁。1985年夏的一天,我去医院妇科检查身体。女医生问,查什么?我说查是否怀孕?又问,结婚了吗?我说,没有。她愤怒地大喊:“没结婚检查什么?”我惊愕,难道不领证就一辈子不能怀孕吗?法律可以践踏人性吗?人性是恶吗?

女人由于生理的原因,注定要背负这样的罪!这是上帝加于我的罪,这更是社会加于我的罪。

1985年9月20日,我写出了《黄果树大瀑布》,宣告为人性而战,“哪怕千年万年被钉在悬崖上”。

一天晚上,我坐在桌前,想写一首“单身女子室内诗”,写被压迫的人性,一句诗跳出来在纸面上:“你不来与我同居”。整个夜晚,我完成了这首诗。每写到一节的结尾,“你不来与我同居”就自动地跳出来。诗名定为《独身女人的卧室》。

——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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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

《独身女人的卧室》手稿

第二天我拿给几个同学看。顾城很会挑毛病的,居然说:“无可挑剔,比前一首《情物》好。”我又拿给聂鑫森看,他沉默良久说:“这首诗能搅动诗坛,这个题目就不得了。”我又拿给黄尧看,他很激动地说,你不是要回天津吗?你回家过国庆节,我给《人民文学》韩作荣送去。他要是不用,我就告诉他,你根本不懂诗。

黄尧说,那天天很热,他带着稿子买了两个大西瓜,去团结湖韩作荣的家吃饭。韩作荣看了稿子大为兴奋,说一个女诗人在中国写成这样很不容易。黄尧说,我不同意这么说,这跟男人女人没关系,这是人生态度,人不愿意被一种强制的东西笼罩。这首诗将改变中国诗歌形态,甚至改变人对诗歌的态度。

韩作荣说,马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年底全国青创会要召开了,《人民文学》准备1987年一、二期出个合集。这篇《卧室》在合刊隆重推出。

稿子被韩作荣拿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不知怎么传开的。从那天上班时,编辑们推门不再说“你好”,而是诡异地说,“你不来与我同居!”

摘自伊蕾遗稿:《独身女人的卧室》30岁小记

转自微信号:追蝴蝶

我曾经对伊蕾承诺,暂时不再写她。并非这是个乏味的人物,而事出有因。1992年某日,伊蕾私下对我表示,她要隐姓埋名,远离诗歌,让人们忘记曾经的伊蕾。那时她的命运正坠入幽谷,这个选择颇有豪赌一把的决绝。她那副执拗和自信,又令人无法不对她的未来寄以期许。于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朋友们感觉不到伊蕾的存在了。这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日子,诗界乃至整个文坛都在动荡,并不是只有她在“消失”。只是一些朋友聚会时,还会聊起她,伊蕾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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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消失”一度成了日常生活的流动风景。从外部环境看,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被迅速边缘化,文坛发生倾斜,“出国潮”和“下海潮”令人目眩。出国的作家中,随便就可以列出一串熟悉的名字,诸如高行健、古华、北岛、孔捷生、郑义、张辛欣、哈金、严歌苓、多多、杨炼、卢新华等等,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生活在别处”。下海的作家、文人更是不计其数,文坛像是溃败的战场,还在爬格子的家伙灰头土脸,写诗更加羞于示人,成了被世俗奚落的没出息行为。

伊蕾,叶金中摄

伊蕾去了俄罗斯,那里只有“远方”,没有“诗”。她还无法做到罗曼•罗兰说的那样,“认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过,对于年长些的中国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曾经粘稠得化不开的情结,那片多雪、厚重、苍茫的土地,孕育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诃夫的小说,列维坦、列宾的绘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并不使人陌生。伊蕾只身独闯俄罗斯,却与此无关。那里暴力丛生,卢布飞涨,欲望横流,每一处土地都发散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所特有的贪婪、混乱和血腥,一位孤苦伶仃的异国女子,要在那个远如天边的地方背水一战,以求绝处逢生,无异于天方夜谭。

浪迹的永生

文:黄桂元

我们的出生纯属偶然

生命应当珍惜还是应当挥霍

应当约束还是应当放任

……这是我一个人的痛苦

——伊蕾

淡 出

我曾经对伊蕾承诺,暂时不再写她。并非这是个乏味的人物,而事出有因。1992年某日,伊蕾私下对我表示,她要隐姓埋名,远离诗歌,让人们忘记曾经的伊蕾。那时她的命运正坠入幽谷,这个选择颇有豪赌一把的决绝。她那副执拗和自信,又令人无法不对她的未来寄以期许。于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朋友们感觉不到伊蕾的存在了。这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日子,诗界乃至整个文坛都在动荡,并不是只有她在“消失”。只是一些朋友聚会时,还会聊起她,伊蕾在干什么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消失”一度成了日常生活的流动风景。从外部环境看,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被迅速边缘化,文坛发生倾斜,“出国潮”和“下海潮”令人目眩。出国的作家中,随便就可以列出一串熟悉的名字,诸如高行健、古华、北岛、孔捷生、郑义、张辛欣、哈金、严歌苓、多多、杨炼、卢新华等等,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生活在别处”。下海的作家、文人更是不计其数,文坛像是溃败的战场,还在爬格子的家伙灰头土脸,写诗更加羞于示人,成了被世俗奚落的没出息行为。

伊蕾去了俄罗斯,那里只有“远方”,没有“诗”。她还无法做到罗曼•罗兰说的那样,“认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过,对于年长些的中国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曾经粘稠得化不开的情结,那片多雪、厚重、苍茫的土地,孕育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诃夫的小说,列维坦、列宾的绘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并不使人陌生。伊蕾只身独闯俄罗斯,却与此无关。那里暴力丛生,卢布飞涨,欲望横流,每一处土地都发散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所特有的贪婪、混乱和血腥,一位孤苦伶仃的异国女子,要在那个远如天边的地方背水一战,以求绝处逢生,无异于天方夜谭。

哦,小房子。伊蕾带着化脓、溃烂的累累创痛逃向俄罗斯,诸多深层原因中,藏着一个卑微的心愿:要赚出一处属于个人居住的小房子。有了小房子,才可能结束漂泊;有了小房子,才能拥有归宿,也才能赢得活着的尊严。当年,她18岁就成为知青,在敲锣打鼓中背井离乡,奔向“广阔天地”。此后辗转于海兴、武安和廊坊等地,换过若干工种和岗位,终于倦鸟归巢,却一无所有。当年,按政策规定,作为长女,她离津下乡,能为弟妹提供留城指标,终于可以回津的时候,却已年近40,本该奉养年迈多病的父母安享晚年,却无落脚之处,需要挤占家里本已紧缺的居住空间。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人想做事,“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伊蕾为自己感到悲哀和耻辱,非破釜沉舟不足以自救。她憧憬不远的将来,一定能住进绿树环绕的属于自己的美居,并且接来父母一同享受。

莫斯科,从此多了一位疲于奔命的中国女人。她做过贩卖羽绒服的生意,也倒腾过景泰蓝工艺饰品,批发不成,就搞零售,就挨家挨户上门推销,最落魄的日子,可用狼狈不堪形容。“我在去俄罗斯前,一辈子都没有经手过钱。而在那却每天都要数卢布。赚了些钱,却又必须面对卢布每天都要贬值的日子,每天要吃饭,每天要交房租……那时嘴唇都是紫的,水泡一层刚好,另一层又生出来,总是有痂儿。”有许多次,她预算公司将会赢利数倍,却总是无法摆脱日日通货膨胀带来的重创,“赢利”转瞬即成负数。这时候,久违的诗歌也会于某个暗夜,再次光顾她的笔下,“面对诗歌写作/让我再一次裁决——/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她抱肩缩成一团,又常常凝神伫立街头,伴着风劲雪猛,从杂然纷乱中体味古歌般深沉、绵长、淳厚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情。这里虽然被狂虐的商风覆盖,莫斯科的歌剧院却依然富丽堂皇,高贵典雅,于乱世中标示出不容亵渎的品位和格调,更有许多普通市民即使节衣缩食,也要服饰整洁地端坐于此欣赏歌剧,享受艺术。伊蕾每每被他们的艺术情怀而感动。她结识了几个俄罗斯朋友,其中会说中国话的安德烈先生还被她聘为翻译和会计。他们一起交流文学,优雅地漫步、唱歌、观剧。

一千多个日子纷纷摇落。几度春去秋来,伊蕾已数次往返于两国生意场,如同绪西弗斯推滚石上山,一次次冲顶,一次次滑落。

1996年3月,她在极度困境中写了一首题为《三月十六日的白日梦》的诗,祈祷自己的命运不为最后一棵稻草而压垮:“你的姿势携着云层下降,/莫斯科的铺满玫瑰的云啊,/请做我的含泪的睡衣,/做我最后的婚床——……/荒原的孤独之魂,缪斯之魂,/食了美洲自由的草叶,/食了东方智慧的坚果,/食了欧洲玫瑰的芳香,/信仰爱!信仰不朽!/在十字架下,/在炼火之上。”

www.301.net,也是1996年3月,我正在美国探亲。这期间,我食言了。从1994年,有家妇女杂志约我开个女性人物的专栏,连续四年不曾中断,这些篇什后来以《驿路芳踪》书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所写对象包括邓肯、波伏娃、叶卡特琳娜、居里夫人、乔治·桑、梦露、法拉奇、麦当娜、武则天、张爱玲、萧红、邓丽君等古今中外杰出女性,计50位。伊蕾亦位列其中。我违背了对她的承诺,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系列中,伊蕾不该缺席。我在《伊蕾:流浪的恒星》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此刻,当她独自在风雪茫茫的俄罗斯推动‘滚石’时,我正在太平洋彼岸洛杉矶的一间寓所伏案凝思。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供使用,只有片段的记忆,和真诚的默祷。但愿她的小房子不再属于童话世界。”10年后,这本书由昆仑出版社易名《巅峰女人》重新出版,50个人物中,只有伊蕾被撤掉,增加的是去世不久的特里萨嬷嬷。责编转达终审意见:伊蕾还活着,写活着的人容易惹麻烦,扯上官司。我很无语。责编大姐见状安慰我,说她也喜欢伊蕾,以后会有机会补上的。

一语成谶,此是后话。

伊蕾终于在俄罗斯觅得命运转机,这与她的浪漫根性有直接关系。她开始留意在记事本里记下一些俄罗斯画家的名字,她的俄文还没有过关,那些复杂难辨的名字只有她自己认得。她既有艺术鉴赏眼光,也不乏投资远见,没有白忙。她把赚到的钱及时用来购买油画,一幅幅精心收藏,藏品包括安德烈•梅尔尼科夫、尼基塔•法明、特卡乔夫兄弟等著名画家的作品,而自己甘愿过着囊空如洗的清贫日子。她的梦想被一点点焐热。她喃喃自语:难熬的日子就要过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童话般的小房子也会有的。

化 蝶

伊蕾使用过三个名字,依次是:孙桂珍,孙桂贞,伊蕾。不同的名字,表征了三段写作里程,也是生命乐章。

她最早叫“孙桂珍”。这个质朴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伴随她二十几年。1976年3月,我刚进《天津文艺》(《天津文学》前身)当诗歌编辑,只有20岁。一切不摸门,部队诗友王新弟给我介绍的第一位天津作者,就是孙桂珍。她的诗,虽同样难以摆脱时代语境的限制,却透着不俗的才华,她的钢笔字也漂亮帅气,可称之赏心悦目。

不久,孙桂珍回津探亲,我“按图索骥”,找到位于河北区的粮店后街。我第一次知道了天津城里还有这么一个迷宫般的偏僻角落。孙桂珍已站在街口等候多时。短辫垂肩,衣着整洁,面容周正,目光略显沧桑。我断定就是她了。她带我七拐八绕穿过一条条胡同,仿佛走了漫长的路,才来到她家的小窄院子。

我由此走近了一位实力派诗歌作者。看上去,孙桂珍的年龄似乎有些模糊,像是凝固在某个阶段,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个姐姐,没有太年轻过,年长之后,反而玉树临风,气质卓然。她的性格偏于内向,习惯于把寂寞心事深藏心底,说话轻声细语,有时还会发出微微叹息。据她讲,小时候她是个爱哭泣的女孩子,别人见惯不怪的事,她常常伤感得无力自拔。她不认为自己拥有过童年,“我好像天生就老了”。其实她很单纯,直到26岁,还不明白,女人何以结了婚会有孩子。

不知何时,我在报刊上发现,孙桂珍变成了“孙桂贞”。一字之别,果然内蕴不同。后来我考入南开中文系七七级,孙桂贞借回津探亲的机会找过我,并参加过诗社活动。她在来信中说:“读诗,追求的就是一种感情上的满足,你给读者别的,他不稀罕。我的追求就是让读者读一遍就感动,最好是读一句就感动。”这段话对我们这些学写诗的人很有启发。她还寄来过一首厚厚的诗稿,长歌当哭,题目吓了我一跳——《被抛弃者的宣言》。诗写的是“老三届”那一代人满满的内心压抑。

孙桂贞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用时下说法,属于“底层”生态,你在她家感受不到任何诗书气息,本人却是个“异数”。她说,喜欢文学是受叔叔的影响,在孙家,她与叔叔最有共同语言。叔叔读书多,使她很早就接触了前苏联的诗歌和小说。她8岁时写出第一首诗,题目是《大炼钢铁》,叔叔大为惊异和赞赏,郑重地告诉周围人:“她不是个孩子,你们不要把她当孩子”。我在她家见过一次她叔叔,是一个健谈的中年男人,那时侄女已小有诗名了,但在他眼里还只是初出茅庐。孙桂贞在一旁微笑不语。从她家出来,我说,你叔叔不简单,应该是你的“伯乐”。她点头,说叔叔好为人师,也挺可爱。后来我在她的诗集《叛逆的手》里看到了童年时她和叔叔的合影,叔叔留着个小分头,花格子大围巾绕着脖子垂下来,像是“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也有几分民国年代的文人“范儿”,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天津,大约也是个另类。

孙桂贞内心孤高,不肯流俗。艾略特被记者问到曾受过哪些诗人的影响时,这样回答:“我年轻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活着的诗人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孙桂贞有相似之处,当我刚刚知道郭小川、公刘、闻捷等中国诗人的名字时,她却早已熟读了一批外国经典诗人的作品。她对前辈或同辈诗人往往不予置评,却毫不掩饰对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普拉斯等诗人的由衷赞美。她回忆,“普希金好像是我的亲戚,上小学时我就读《普希金诗选》”,而“影响我的作品,大都是我二十几岁时读的,那个时候,我读弗洛伊德,读萨特……尤其喜欢惠特曼,他的自由影响了我”。她收藏过《草叶集》的多个译本,并能大段背诵,甚至写过一首《和惠特曼在一起》的诗,这在那个时代的“诗歌圈”比较罕见。

毕业后一段时间,我仍与孙桂贞有书信往来,就一些写作问题交流看法。我从编辑角度建议她,不要零打碎敲,要以集束方,发组诗或者长诗,还要发在《诗刊》或《人民文学》,才能形成影响。她若有所思,默默点头。1982年11月15日,她来信说:“还记得吗?你曾经问过我;‘你是否有预感,感觉你会喷发,写出很多(诗)来?’我说:‘是的,我有这种预感。’真的,直到今天,我的这种感觉是更清晰了,那样自信,那样坚定,尽管我仍是在缓步前行,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我心中无诗,而是一些可诅咒的情绪统治了我。我啊,要想喷发,必得首先自己解放自己。我知道我能写出真正的诗,尽管那样显得十分笨拙,幼稚,单纯,但是充满了激情,荡漾着人性啊”。对我的写作优劣,她往往也能一语中的。1982年12月11日,她在信中谈到:“读你十一月二十九日信,我认为这是一篇独有见地的诗评(且不论我的诗好坏),我想郑重地奉劝你大搞诗评,且看效果如何,我预想是可以成功的。……×××原来写诗,后来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所发现的形象尽是出自他人作品,而无真的‘发现’,因此毅然搁笔改行。我认为你写评论会远比你的诗、小说要好。”此言有如醍醐灌顶,我一直不忘。如此直言不讳的忠告,非诤友难为之。

至于“伊蕾”取代“孙桂贞”,也是在悄然之间。我查了一下,1983年4月2日,她在来信中谈及我正在写的一篇诗评,特意提到这个名字:“望你能提一下我以笔名伊蕾发的那几组诗,以后我可能会更多地用这个笔名了。”我曾不以为然,笔名不过是笔名,关键还要看作品,何况“孙桂贞”那时已在京津冀诗界为人熟知,成了“招牌”,更名易帜,没有必要。有段时间,一些诗友奇怪怎么不见孙桂贞写诗了?我跟着打趣,是呀,闹不明白。孙桂贞,这个名字使我印象深刻,与她早年的一场爱情经历有关。那是个白色季节。床单白,窗棂白,墙壁白,医护人员的外衣白,而卧于病榻上的那位中年男人,面色更是惨白。他年逾不惑,命途坎坷却谈吐风趣,那种笑傲人生的成熟男人魅力,磁石般吸引着28岁的孙桂贞。她俯跪床边,与身患绝症的恋人泪眼执手,目睹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对她含笑祝福。她为无力将恋人从死神手中夺回而痛不欲生,为了祭奠一段冰清玉洁的生死之恋,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雀石》等诗,用的就是“孙桂贞”。

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孙桂贞执意改名为“伊蕾”,不是换招牌,而意味着洗心革面,如同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这个名字注定会在中国诗坛搅起小小风暴。

繁 华

1983年,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面向全国招录学员,伊蕾在全国2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三。两年结业,又转入北大作家班继续深造。伊蕾的诗学观念有了破茧化蝶的阵痛,万事俱备,只差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爱情。可遇不可求的爱情,曾使伊蕾承受了无尽煎熬,一旦磅礴来临,其奔突的能量会自动寻求一个出口,这是宿命使然。《独身女人的卧室》石破天惊,塑造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伊蕾。她是尼采和王国维所说的那种“以血书者”,在诗里一反中国女性讲究温柔、注重含蓄、力求婉约的写作传统,变被动为主动,以残酷的自虐制造逃避痛苦的诗意化快感。这首诗在1987年《人民文学》第一、二期合刊一经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伊蕾的名字在文坛不胫而走。面对偏见和指责,她用惠特曼的诗句回答:“我比你们想象得还要好,也比你们想象得都要坏。”

伊蕾只对圣洁的爱情俯首称臣。爱情容不得杂质,更拒绝欺骗,这样的爱情必然千疮百孔,轰然坍塌为废墟。这时候,她的诗歌写作也由巅峰坠入暗谷。伊蕾四顾茫然,曾经漫天飞扬的生命激情如退潮般空空荡荡,她终于发出绝望的悲鸣,“欢乐对于我像掠过头顶的鸟鸣一样短暂/而悲哀像千年大树在心中生长”。

俄罗斯之行拯救了伊蕾的未来。回到天津,她在文庙附近租了房子,并挂上“喀秋莎美术馆”的牌匾,美其名曰,国内第一家专门收藏俄罗斯绘画的私人博物馆。那段日子,除了天津的朋友频频光顾,她还邀请靳尚谊、王沂东、杨云飞和铁凝等外地大牌画家和著名作家专程参观。不忙的时候,她就一本正经,有模有样地画油画。她在俄罗斯学画油画,从零开始,乐此不疲,画花,画风景,画自画像。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她还“忽悠”她的家人,她认识的诗人朋友都来画,她的理论是“诗画同源,有的诗人转到画家几乎用不了一天,给她一支笔,她立刻就是画家”。

一次,我受邀去看她的宝贝藏品。一番如数家珍之后,她忽然问:21世纪就要来了,这个世界最大的富翁会是什么人?我一头雾水,不明白她要说什么。她胸有成竹地说,20世纪的东西到了21世纪,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古董,不是吗?而古董是无价的,对不对?那么到了新世纪,最大的富翁,将不是企业家、商人,也不是发明家、科学家,一定是收藏家!后来,她承认自己当时有些盲目乐观,随之修正了看法,“做收藏的人是很矛盾的,你有可能成为最富有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最贫穷的人,因为你所有的钱都用来囤积别人的东西”。

伊蕾忙画画,忙收藏,忙旅游,却很少提到诗歌,令人生疑。这里需要回顾一下有关史实。1988年,我曾参与《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部分章节的撰写,曾把“伊蕾、翟永明、唐亚平与‘新时期女性诗歌’”作为专节论述,故而有后来的“三剑客”的说法。那时候伊蕾正火,甚至一度听到“南有舒婷,北有伊蕾”的说法。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舒婷虽然比伊蕾还要小两岁,却不属于一个年代,舒婷与北岛、顾城同是改变中国新诗流向的“朦胧诗”代表性诗人,伊蕾还只是“小字辈”。此外,我把伊蕾列为所谓“三剑客”之首,其实不排除主观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当孙桂贞刚刚成为伊蕾的1983年,比她小四岁的翟永明就已经写出了重要组诗《女人》,共20首,其中的许多句子至今流传,诗学界翟永明定位于“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奠基人、开创者”,是有诗学依据的。伊蕾与翟永明对于女性意识都很敏感,都受到过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响,但无论伊蕾还是翟永明,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女权主义者。翟永明曾反思,对于普拉斯她只是阶段性地喜欢过,后来不想以这种倾诉的方式继续写下去。伊蕾则不然,她对普拉斯却是一见倾心,终生迷恋,且使这种自白式的倾诉方式登峰造极。此后的30多年,翟永明写了大量诗歌、散文、随笔,出版了十几部诗集或散文集,表示,“我并不是只写跟女性有关的诗歌,我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与别的主题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甚至与未来有关”。而同时期的伊蕾,其写作则似有若无,风轻云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她的诗歌写作寥若晨星,其中最短的诗仅仅五行,写于“5•12大地震后第5天”的《天地人歌》,也不过12行,渐行渐远渐无痕,与20年前她的长诗迭出、组诗不断的“井喷”态势,形成巨大落差。

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却必须接受。伊蕾的诗歌写作,因爱情而荣枯,而盛衰,而生灭,是没办法的事。伊蕾说,“我的诗中除了爱情,还是爱情,我并不因此而羞愧。爱情并不比任何伟大的事业更低贱”,伊蕾与爱情是同一的,相融的,互为养殖,难以剥离。这意味着,爱情的烟消云散,对于一位爱情至上主义者,差不多就是写作生命的“大限”。

从俄罗斯回来,伊蕾一度深居简出,偶尔出现在诗歌活动场面,也是沉静如旧,并不多言。她平易近人,与人为善,与那些自视甚高、骄矜冷漠的名家大咖形成了鲜明对照。曾经沧海,看淡一切,她已经不是当年的伊蕾了。她的名字已经成了符号,写不写诗,都是伊蕾。

她把在天津的“喀秋莎美术馆”当成了沙龙。后来她把家安在北京宋庄,工作室干脆就叫“伊蕾家”,接待络绎不绝的来客是她的日常生活内容。她亲自下厨,做俄氏风味的西餐,一同享受小资情调十足的鲜花,烛光,美酒,咖啡,美术,音乐。我看过伊蕾与友人在一起抽烟的照片,如她所说,“男人抽烟更像男人,女人抽烟更像女人”。她期待宴席不散,朋友常来,一再表示,“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看家的妈妈,你们随时过来,我在家里等着你们”,即使仅仅一面之交,甚至刚刚认识,她都会发出热情邀请。由此,许多人都有了与她接触和交往的记忆和谈资。

写作的繁华与俗世的繁华,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从早年的喜欢寂寞,到晚年的享受热闹和热衷旅行,伊蕾何以判若两人,一直是个谜团。王尔德说:“人世间有两种不幸,即一无所获的不幸和整个拥有某种东西的不幸,后者更为不幸。”三岛由纪夫对此的解释是,“这更为不幸的后者,就是倦怠”。我不想把倦怠与伊蕾挂钩,我宁愿认为,由于爱情神话的破灭,伊蕾改变了自己,这种是个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她把早年那种尖锐的爱,挣扎的爱,煎熬的爱,飞蛾扑火的爱,化作宽厚的、温和的、慈祥的、浩瀚无边的友情播撒开来,把小爱变成大爱,把个爱变成普爱,在世俗中与大家分享着爱的“亲和力”。

我不是喜欢热闹的人,对朋友的接纳和选择有自己的坚持。即使有冒犯伊蕾粉丝的可能,我还是要说,我更喜欢写作中的诗人,而这样的诗人不应该固化为一个符号。这也是许多年过去了,我仍习惯地叫她孙桂贞的原因。有时候,我会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她回到空旷的夜晚和房间,真的很开心吗?她是不是在用交友和旅行尽力填满日子的缝隙,以抵御倦怠的侵扰?

作为老朋友,我曾对她调侃:诗坛少了一位一流诗人,而多了一个三流画家。伊蕾不以为然,一度还有些“耿耿于怀”。其实我很清楚,对于伊蕾这样的“另类”精灵,切不可用常人常理衡量之。伊蕾的巅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多写还是少写,写或者不写,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伊蕾现象是不可复制的,不仅他人无法模仿,她本人也很难重复。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过去了,却并不意味着她的诗歌光芒已经熄灭。

身 后

2010年,《伊蕾诗选》静悄悄出版,尽管有陈超作序助阵,依然略显冷清,在这个热点缭乱、噪音频仍的市场经济年代,甚至有一种文物出土般的寂寞。作为伊蕾诗歌写作一路风雨走来的见证者,我有些不安。我很想力所能及地摇旗呐喊,引来一些鲜花和掌声。愿望是美好的,可动起笔,我又不自觉地理性起来,回到批评家的话语和立场,凭着固有印象,在肯定诗选价值的同时,我谈到,“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本诗选很可能会成为她写作生涯的句号,至少增添了某些谢幕意味”。我的文章题目《繁华已逝,诗册犹存》,也不合时宜,既言“繁华”,却道“已逝”,怎么理解,都不是吉祥的气象。文章在《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相继发表,应该是《伊蕾诗选》出版后的唯一“反响”,伊蕾不会不知道,她的反应是没有反应,我们也没有再就此议题交换看法。几乎与此同时,《文学自由谈》发表了一篇题为《你隔着金色的栅栏》的,作者是远在甘肃的严英秀,她梳理了阅读伊蕾的心路历程,坦言年轻时她不喜欢伊蕾带来的情绪“暴力”,穿过20年的时间尘埃,再次相会伊蕾,发现“她的诗歌中,充斥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终极叩问,这不是给诗歌刻意披上的思想的外套,不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的追逐哲学思潮的潮流的跟风,而是源自于生命本体的灵魂的发问”,那么,“这些诗,仅仅只是爱情诗吗?或者说,爱情诗写成这样,又怎一个‘爱情’了得!”字字有声,这时候我发觉自己只是一个肤浅的见证者。我把这期刊物转给了伊蕾,她读了文章很受触动,多次表示希望见到这位时空遥远的知音。

触动归触动,伊蕾一直没有停止实施一个既定目标。最初她决定每年要出游四至五个国家,后来提速,要用10年时间游走体验100个国家。她在大手大脚地散东西,把家里的书籍、家具、电器和各种装饰品一批批送给朋友,不管谁去她家,都不会空手而归。她说,“现在旅行成了我的第一要务,一切为它让路”。

伊蕾莫名其妙地喜欢夏天,曾在一首题为《夏》的诗中呼唤,“我在夏天重生重死让夏天一口一口把我吞食吧让我残破的肢体腐烂在夏天”。然后到了2018年夏天。令人骇然的是,正是在这个夏天,她奔向了旅游计划中的第61个国家——冰岛,那里成了最后一站。

有哲人说,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对死亡的话题都很避讳,任何理性的解释都不可能使人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斯宾诺莎转移视线,指出智者要思考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一些诗人却没有这么理性,他们就是要直视死亡。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女诗人伊蕾和她独有情钟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普拉斯只活了30岁,却对生命的厌烦由来已久,她声称“向往所有令自我毁灭的方式”,在著名的《拉撒路夫人》一诗中她这样写道:“死亡是一门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其善于此道。我做了,于是它犹如地狱。我做了,于是感觉到它的真实。我想,你们会这样说:我被这个目标召唤着。”在经历过“自我”浴火的伤痕累累之后,她选择在灰烬中自绝生命,她的丈夫特德•休斯据此认为,自己的妻子是被写作害死的。伊蕾对于死亡的书写更是“肆无忌惮”,口无遮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的诗里,所有对死亡的避讳都不复存在,直接写到“死”的句子比比皆是。她在《三月的永生》里写道,“我的永生在风暴里鲜红的眼泪砸伤了我我终于死、死、死、死了我的死是永生”,全诗出现了48次“死”的刺目字眼,中外诗人,绝无仅有。那时她37岁,还年轻,活着的时间对于她是奢侈的,更重要的,她正深陷爱情。热恋中的诗人常常无所畏惧,或轻蔑死亡,或美化死亡,他们向往的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天神境界。

却怎奈爱情无常,岁月无常,生命无常!

伊蕾生命的休止符定格在了67岁。如此,“7•13”、“星期五”与寂冥的冰岛互为支撑,叠加成了一种诗意苍茫的黑色隐喻。她呼唤过无数次的死神,终于潜入冰岛,静悄悄完成了它的使命。死讯传来,国内许多地方的诗人、画家自发组织追思活动,悼念诗文从北到南此伏彼起。尽享如此哀荣,伊蕾生前决不会想到。我从最初的恍惚中悟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但谁都在乎生命的长度。而这长度无论十位数,抑或百位数,之于宇宙时间也只是瞬间,所以伊蕾才写出了如下诗句,“生命这样短啊短得像一柄剑与其苟活,不如勇敢的寒光一闪”。

伊蕾离去已经有些日子。悲痛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学,回到诗歌文本,回到伊蕾的写作遗产。伊蕾的写作巅峰期大约只有三四年。这样的巅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写得多还是写得少,写或者不写,她没有那么看重。伊蕾诗歌,由于它已经进入历史,这时候我们会觉出一种异样和陌生感。我这几天重读她的部分诗作,读出了许多感慨。当人们谈论新时期诗歌史,伊蕾无疑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新诗编年史,缺少《独身女人的卧室》《流浪的恒星》《三月得永生》等作品,肯定不能说是完整的。

我还在想,怎样衡量经典作品?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有个重要指标,就是经得起重读。据我长期的阅读经验,伊蕾的部分诗作是可以重读。当然,伊蕾诗作是否具有重读价值,或者说,是否具备了某些经典作品元素,最终还有待于岁月的检验和裁决。对于伊蕾而言,她在这个神秘而多难的世界,活过,哭过,爱过,写过,就可以了。

黄桂元,文学创作一级,天津市作协副主席。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与批评文章约三百万字。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作家文摘》《中外期刊文萃》《读者》等十余种选刊转载,入选各种年度中国最佳散文或随笔选本十余次,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作家评传六种。

发表于《天津文学》2018年第9期

转自微信号:天津文学杂志

哦,小房子。伊蕾带着化脓、溃烂的累累创痛逃向俄罗斯,诸多深层原因中,藏着一个卑微的心愿:要赚出一处属于个人居住的小房子。有了小房子,才可能结束漂泊;有了小房子,才能拥有归宿,也才能赢得活着的尊严。当年,她18岁就成为知青,在敲锣打鼓中背井离乡,奔向“广阔天地”。此后辗转于海兴、武安和廊坊等地,换过若干工种和岗位,终于倦鸟归巢,却一无所有。当年,按政策规定,作为长女,她离津下乡,能为弟妹提供留城指标,终于可以回津的时候,却已年近40,本该奉养年迈多病的父母安享晚年,却无落脚之处,需要挤占家里本已紧缺的居住空间。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人想做事,“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伊蕾为自己感到悲哀和耻辱,非破釜沉舟不足以自救。她憧憬不远的将来,一定能住进绿树环绕的属于自己的美居,并且接来父母一同享受。

新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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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阅读

唐克扬  长安的烟火选自《长安的传奇》,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实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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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宁  基本美

选自《基本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

陶丽群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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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峰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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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对话

李敬泽、李蔚超  文学和历史的对话还远没有结束

选自《小说评论》2018年第3、4期

读大家

张定浩  林徽因:明暗自成内心的秘奥

选自《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作家记事

蒋 韵  青梅

选自《北京文学》2018年第8期

作家行走

钱佳楠  有些未来我不想去

选自微信号“正午故事”

锐阅读

三 三  暴雨如注

选自《山西文学》2018年第8期

潮阅读

沈书枝  租房记

选自《花城》2018年第4期

八方阅读

(加拿大)陆蔚青  纽曼街往事

选自《鸭绿江》2018年第6期

《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9期,9月1日出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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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从此多了一位疲于奔命的中国女人。她做过贩卖羽绒服的生意,也倒腾过景泰蓝工艺饰品,批发不成,就搞零售,就挨家挨户上门推销,最落魄的日子,可用狼狈不堪形容。“我在去俄罗斯前,一辈子都没有经手过钱。而在那却每天都要数卢布。赚了些钱,却又必须面对卢布每天都要贬值的日子,每天要吃饭,每天要交房租……那时嘴唇都是紫的,水泡一层刚好,另一层又生出来,总是有痂儿。”有许多次,她预算公司将会赢利数倍,却总是无法摆脱日日通货膨胀带来的重创,“赢利”转瞬即成负数。这时候,久违的诗歌也会于某个暗夜,再次光顾她的笔下,“面对诗歌写作/让我再一次裁决——/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她抱肩缩成一团,又常常凝神伫立街头,伴着风劲雪猛,从杂然纷乱中体味古歌般深沉、绵长、淳厚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情。这里虽然被狂虐的商风覆盖,莫斯科的歌剧院却依然富丽堂皇,高贵典雅,于乱世中标示出不容亵渎的品位和格调,更有许多普通市民即使节衣缩食,也要服饰整洁地端坐于此欣赏歌剧,享受艺术。伊蕾每每被他们的艺术情怀而感动。她结识了几个俄罗斯朋友,其中会说中国话的安德烈先生还被她聘为翻译和会计。他们一起交流文学,优雅地漫步、唱歌、观剧。

一千多个日子纷纷摇落。几度春去秋来,伊蕾已数次往返于两国生意场,如同绪西弗斯推滚石上山,一次次冲顶,一次次滑落。

1996年3月,她在极度困境中写了一首题为《三月十六日的白日梦》的诗,祈祷自己的命运不为最后一棵稻草而压垮:“你的姿势携着云层下降,/莫斯科的铺满玫瑰的云啊,/请做我的含泪的睡衣,/做我最后的婚床——……/荒原的孤独之魂,缪斯之魂,/食了美洲自由的草叶,/食了东方智慧的坚果,/食了欧洲玫瑰的芳香,/信仰爱!信仰不朽!/在十字架下,/在炼火之上。”

也是1996年3月,我正在美国探亲。这期间,我食言了。从1994年,有家妇女杂志约我开个女性人物的专栏,连续四年不曾中断,这些篇什后来以《驿路芳踪》书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所写对象包括邓肯、波伏娃、叶卡特琳娜、居里夫人、乔治·桑、梦露、法拉奇、麦当娜、武则天、张爱玲、萧红、邓丽君等古今中外杰出女性,计50位。伊蕾亦位列其中。我违背了对她的承诺,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系列中,伊蕾不该缺席。我在《伊蕾:流浪的恒星》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此刻,当她独自在风雪茫茫的俄罗斯推动‘滚石’时,我正在太平洋彼岸洛杉矶的一间寓所伏案凝思。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供使用,只有片段的记忆,和真诚的默祷。但愿她的小房子不再属于童话世界。”10年后,这本书由昆仑出版社易名《巅峰女人》重新出版,50个人物中,只有伊蕾被撤掉,增加的是去世不久的特里萨嬷嬷。责编转达终审意见:伊蕾还活着,写活着的人容易惹麻烦,扯上官司。我很无语。责编大姐见状安慰我,说她也喜欢伊蕾,以后会有机会补上的。

一语成谶,此是后话。

伊蕾终于在俄罗斯觅得命运转机,这与她的浪漫根性有直接关系。她开始留意在记事本里记下一些俄罗斯画家的名字,她的俄文还没有过关,那些复杂难辨的名字只有她自己认得。她既有艺术鉴赏眼光,也不乏投资远见,没有白忙。她把赚到的钱及时用来购买油画,一幅幅精心收藏,藏品包括安德烈•梅尔尼科夫、尼基塔•法明、特卡乔夫兄弟等著名画家的作品,而自己甘愿过着囊空如洗的清贫日子。她的梦想被一点点焐热。她喃喃自语:难熬的日子就要过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童话般的小房子也会有的。

化蝶

伊蕾使用过三个名字,依次是:孙桂珍,孙桂贞,伊蕾。不同的名字,表征了三段写作里程,也是生命乐章。

她最早叫“孙桂珍”。这个质朴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伴随她二十几年。1976年3月,我刚进《天津文艺》当诗歌编辑,只有20岁。一切不摸门,部队诗友王新弟给我介绍的第一位天津作者,就是孙桂珍。她的诗,虽同样难以摆脱时代语境的限制,却透着不俗的才华,她的钢笔字也漂亮帅气,可称之赏心悦目。

不久,孙桂珍回津探亲,我“按图索骥”,找到位于河北区的粮店后街。我第一次知道了天津城里还有这么一个迷宫般的偏僻角落。孙桂珍已站在街口等候多时。短辫垂肩,衣着整洁,面容周正,目光略显沧桑。我断定就是她了。她带我七拐八绕穿过一条条胡同,仿佛走了漫长的路,才来到她家的小窄院子。

我由此走近了一位实力派诗歌作者。看上去,孙桂珍的年龄似乎有些模糊,像是凝固在某个阶段,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个姐姐,没有太年轻过,年长之后,反而玉树临风,气质卓然。她的性格偏于内向,习惯于把寂寞心事深藏心底,说话轻声细语,有时还会发出微微叹息。据她讲,小时候她是个爱哭泣的女孩子,别人见惯不怪的事,她常常伤感得无力自拔。她不认为自己拥有过童年,“我好像天生就老了”。其实她很单纯,直到26岁,还不明白,女人何以结了婚会有孩子。

不知何时,我在报刊上发现,孙桂珍变成了“孙桂贞”。一字之别,果然内蕴不同。后来我考入南开中文系七七级,孙桂贞借回津探亲的机会找过我,并参加过诗社活动。她在来信中说:“读诗,追求的就是一种感情上的满足,你给读者别的,他不稀罕。我的追求就是让读者读一遍就感动,最好是读一句就感动。”这段话对我们这些学写诗的人很有启发。她还寄来过一首厚厚的诗稿,长歌当哭,题目吓了我一跳——《被抛弃者的宣言》。诗写的是“老三届”那一代人满满的内心压抑。

孙桂贞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用时下说法,属于“底层”生态,你在她家感受不到任何诗书气息,本人却是个“异数”。她说,喜欢文学是受叔叔的影响,在孙家,她与叔叔最有共同语言。叔叔读书多,使她很早就接触了前苏联的诗歌和小说。她8岁时写出第一首诗,题目是《大炼钢铁》,叔叔大为惊异和赞赏,郑重地告诉周围人:“她不是个孩子,你们不要把她当孩子”。我在她家见过一次她叔叔,是一个健谈的中年男人,那时侄女已小有诗名了,但在他眼里还只是初出茅庐。孙桂贞在一旁微笑不语。从她家出来,我说,你叔叔不简单,应该是你的“伯乐”。她点头,说叔叔好为人师,也挺可爱。后来我在她的诗集《叛逆的手》里看到了童年时她和叔叔的合影,叔叔留着个小分头,花格子大围巾绕着脖子垂下来,像是“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也有几分民国年代的文人“范儿”,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天津,大约也是个另类。

孙桂贞内心孤高,不肯流俗。艾略特被记者问到曾受过哪些诗人的影响时,这样回答:“我年轻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活着的诗人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孙桂贞有相似之处,当我刚刚知道郭小川、公刘、闻捷等中国诗人的名字时,她却早已熟读了一批外国经典诗人的作品。她对前辈或同辈诗人往往不予置评,却毫不掩饰对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普拉斯等诗人的由衷赞美。她回忆,“普希金好像是我的亲戚,上小学时我就读《普希金诗选》”,而“影响我的作品,大都是我二十几岁时读的,那个时候,我读弗洛伊德,读萨特……尤其喜欢惠特曼,他的自由影响了我”。她收藏过《草叶集》的多个译本,并能大段背诵,甚至写过一首《和惠特曼在一起》的诗,这在那个时代的“诗歌圈”比较罕见。

毕业后一段时间,我仍与孙桂贞有书信往来,就一些写作问题交流看法。我从编辑角度建议她,不要零打碎敲,要以集束方,发组诗或者长诗,还要发在《诗刊》或《人民文学》,才能形成影响。她若有所思,默默点头。1982年11月15日,她来信说:“还记得吗?你曾经问过我;‘你是否有预感,感觉你会喷发,写出很多来?’我说:‘是的,我有这种预感。’真的,直到今天,我的这种感觉是更清晰了,那样自信,那样坚定,尽管我仍是在缓步前行,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我心中无诗,而是一些可诅咒的情绪统治了我。我啊,要想喷发,必得首先自己解放自己。我知道我能写出真正的诗,尽管那样显得十分笨拙,幼稚,单纯,但是充满了激情,荡漾着人性啊”。对我的写作优劣,她往往也能一语中的。1982年12月11日,她在信中谈到:“读你十一月二十九日信,我认为这是一篇独有见地的诗评,我想郑重地奉劝你大搞诗评,且看效果如何,我预想是可以成功的。……×××原来写诗,后来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所发现的形象尽是出自他人作品,而无真的‘发现’,因此毅然搁笔改行。我认为你写评论会远比你的诗、小说要好。”此言有如醍醐灌顶,我一直不忘。如此直言不讳的忠告,非诤友难为之。

至于“伊蕾”取代“孙桂贞”,也是在悄然之间。我查了一下,1983年4月2日,她在来信中谈及我正在写的一篇诗评,特意提到这个名字:“望你能提一下我以笔名伊蕾发的那几组诗,以后我可能会更多地用这个笔名了。”我曾不以为然,笔名不过是笔名,关键还要看作品,何况“孙桂贞”那时已在京津冀诗界为人熟知,成了“招牌”,更名易帜,没有必要。有段时间,一些诗友奇怪怎么不见孙桂贞写诗了?我跟着打趣,是呀,闹不明白。孙桂贞,这个名字使我印象深刻,与她早年的一场爱情经历有关。那是个白色季节。床单白,窗棂白,墙壁白,医护人员的外衣白,而卧于病榻上的那位中年男人,面色更是惨白。他年逾不惑,命途坎坷却谈吐风趣,那种笑傲人生的成熟男人魅力,磁石般吸引着28岁的孙桂贞。她俯跪床边,与身患绝症的恋人泪眼执手,目睹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对她含笑祝福。她为无力将恋人从死神手中夺回而痛不欲生,为了祭奠一段冰清玉洁的生死之恋,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雀石》等诗,用的就是“孙桂贞”。

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孙桂贞执意改名为“伊蕾”,不是换招牌,而意味着洗心革面,如同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这个名字注定会在中国诗坛搅起小小风暴。

繁华

1983年,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面向全国招录学员,伊蕾在全国2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三。两年结业,又转入北大作家班继续深造。伊蕾的诗学观念有了破茧化蝶的阵痛,万事俱备,只差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爱情。可遇不可求的爱情,曾使伊蕾承受了无尽煎熬,一旦磅礴来临,其奔突的能量会自动寻求一个出口,这是宿命使然。《独身女人的卧室》石破天惊,塑造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伊蕾。她是尼采和王国维所说的那种“以血书者”,在诗里一反中国女性讲究温柔、注重含蓄、力求婉约的写作传统,变被动为主动,以残酷的自虐制造逃避痛苦的诗意化快感。这首诗在1987年《人民文学》第一、二期合刊一经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伊蕾的名字在文坛不胫而走。面对偏见和指责,她用惠特曼的诗句回答:“我比你们想象得还要好,也比你们想象得都要坏。”

伊蕾只对圣洁的爱情俯首称臣。爱情容不得杂质,更拒绝欺骗,这样的爱情必然千疮百孔,轰然坍塌为废墟。这时候,她的诗歌写作也由巅峰坠入暗谷。伊蕾四顾茫然,曾经漫天飞扬的生命激情如退潮般空空荡荡,她终于发出绝望的悲鸣,“欢乐对于我像掠过头顶的鸟鸣一样短暂/而悲哀像千年大树在心中生长”。

俄罗斯之行拯救了伊蕾的未来。回到天津,她在文庙附近租了房子,并挂上“喀秋莎美术馆”的牌匾,美其名曰,国内第一家专门收藏俄罗斯绘画的私人博物馆。那段日子,除了天津的朋友频频光顾,她还邀请靳尚谊、王沂东、杨云飞和铁凝等外地大牌画家和著名作家专程参观。不忙的时候,她就一本正经,有模有样地画油画。她在俄罗斯学画油画,从零开始,乐此不疲,画花,画风景,画自画像。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她还“忽悠”她的家人,她认识的诗人朋友都来画,她的理论是“诗画同源,有的诗人转到画家几乎用不了一天,给她一支笔,她立刻就是画家”。

一次,我受邀去看她的宝贝藏品。一番如数家珍之后,她忽然问:21世纪就要来了,这个世界最大的富翁会是什么人?我一头雾水,不明白她要说什么。她胸有成竹地说,20世纪的东西到了21世纪,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古董,不是吗?而古董是无价的,对不对?那么到了新世纪,最大的富翁,将不是企业家、商人,也不是发明家、科学家,一定是收藏家!后来,她承认自己当时有些盲目乐观,随之修正了看法,“做收藏的人是很矛盾的,你有可能成为最富有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最贫穷的人,因为你所有的钱都用来囤积别人的东西”。

伊蕾忙画画,忙收藏,忙旅游,却很少提到诗歌,令人生疑。这里需要回顾一下有关史实。1988年,我曾参与《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部分章节的撰写,曾把“伊蕾、翟永明、唐亚平与‘新时期女性诗歌’”作为专节论述,故而有后来的“三剑客”的说法。那时候伊蕾正火,甚至一度听到“南有舒婷,北有伊蕾”的说法。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舒婷虽然比伊蕾还要小两岁,却不属于一个年代,舒婷与北岛、顾城同是改变中国新诗流向的“朦胧诗”代表性诗人,伊蕾还只是“小字辈”。此外,我把伊蕾列为所谓“三剑客”之首,其实不排除主观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当孙桂贞刚刚成为伊蕾的1983年,比她小四岁的翟永明就已经写出了重要组诗《女人》,共20首,其中的许多句子至今流传,诗学界翟永明定位于“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奠基人、开创者”,是有诗学依据的。伊蕾与翟永明对于女性意识都很敏感,都受到过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响,但无论伊蕾还是翟永明,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女权主义者。翟永明曾反思,对于普拉斯她只是阶段性地喜欢过,后来不想以这种倾诉的方式继续写下去。伊蕾则不然,她对普拉斯却是一见倾心,终生迷恋,且使这种自白式的倾诉方式登峰造极。此后的30多年,翟永明写了大量诗歌、散文、随笔,出版了十几部诗集或散文集,表示,“我并不是只写跟女性有关的诗歌,我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与别的主题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甚至与未来有关”。而同时期的伊蕾,其写作则似有若无,风轻云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她的诗歌写作寥若晨星,其中最短的诗仅仅五行,写于“5•12大地震后第5天”的《天地人歌》,也不过12行,渐行渐远渐无痕,与20年前她的长诗迭出、组诗不断的“井喷”态势,形成巨大落差。

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却必须接受。伊蕾的诗歌写作,因爱情而荣枯,而盛衰,而生灭,是没办法的事。伊蕾说,“我的诗中除了爱情,还是爱情,我并不因此而羞愧。爱情并不比任何伟大的事业更低贱”,伊蕾与爱情是同一的,相融的,互为养殖,难以剥离。这意味着,爱情的烟消云散,对于一位爱情至上主义者,差不多就是写作生命的“大限”。

从俄罗斯回来,伊蕾一度深居简出,偶尔出现在诗歌活动场面,也是沉静如旧,并不多言。她平易近人,与人为善,与那些自视甚高、骄矜冷漠的名家大咖形成了鲜明对照。曾经沧海,看淡一切,她已经不是当年的伊蕾了。她的名字已经成了符号,写不写诗,都是伊蕾。

她把在天津的“喀秋莎美术馆”当成了沙龙。后来她把家安在北京宋庄,工作室干脆就叫“伊蕾家”,接待络绎不绝的来客是她的日常生活内容。她亲自下厨,做俄氏风味的西餐,一同享受小资情调十足的鲜花,烛光,美酒,咖啡,美术,音乐。我看过伊蕾与友人在一起抽烟的照片,如她所说,“男人抽烟更像男人,女人抽烟更像女人”。她期待宴席不散,朋友常来,一再表示,“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看家的妈妈,你们随时过来,我在家里等着你们”,即使仅仅一面之交,甚至刚刚认识,她都会发出热情邀请。由此,许多人都有了与她接触和交往的记忆和谈资。

写作的繁华与俗世的繁华,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从早年的喜欢寂寞,到晚年的享受热闹和热衷旅行,伊蕾何以判若两人,一直是个谜团。王尔德说:“人世间有两种不幸,即一无所获的不幸和整个拥有某种东西的不幸,后者更为不幸。”三岛由纪夫对此的解释是,“这更为不幸的后者,就是倦怠”。我不想把倦怠与伊蕾挂钩,我宁愿认为,由于爱情神话的破灭,伊蕾改变了自己,这种是个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她把早年那种尖锐的爱,挣扎的爱,煎熬的爱,飞蛾扑火的爱,化作宽厚的、温和的、慈祥的、浩瀚无边的友情播撒开来,把小爱变成大爱,把个爱变成普爱,在世俗中与大家分享着爱的“亲和力”。

我不是喜欢热闹的人,对朋友的接纳和选择有自己的坚持。即使有冒犯伊蕾粉丝的可能,我还是要说,我更喜欢写作中的诗人,而这样的诗人不应该固化为一个符号。这也是许多年过去了,我仍习惯地叫她孙桂贞的原因。有时候,我会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她回到空旷的夜晚和房间,真的很开心吗?她是不是在用交友和旅行尽力填满日子的缝隙,以抵御倦怠的侵扰?

作为老朋友,我曾对她调侃:诗坛少了一位一流诗人,而多了一个三流画家。伊蕾不以为然,一度还有些“耿耿于怀”。其实我很清楚,对于伊蕾这样的“另类”精灵,切不可用常人常理衡量之。伊蕾的巅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多写还是少写,写或者不写,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伊蕾现象是不可复制的,不仅他人无法模仿,她本人也很难重复。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过去了,却并不意味着她的诗歌光芒已经熄灭。

身后

2010年,《伊蕾诗选》静悄悄出版,尽管有陈超作序助阵,依然略显冷清,在这个热点缭乱、噪音频仍的市场经济年代,甚至有一种文物出土般的寂寞。作为伊蕾诗歌写作一路风雨走来的见证者,我有些不安。我很想力所能及地摇旗呐喊,引来一些鲜花和掌声。愿望是美好的,可动起笔,我又不自觉地理性起来,回到批评家的话语和立场,凭着固有印象,在肯定诗选价值的同时,我谈到,“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本诗选很可能会成为她写作生涯的句号,至少增添了某些谢幕意味”。我的文章题目《繁华已逝,诗册犹存》,也不合时宜,既言“繁华”,却道“已逝”,怎么理解,都不是吉祥的气象。文章在《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相继发表,应该是《伊蕾诗选》出版后的唯一“反响”,伊蕾不会不知道,她的反应是没有反应,我们也没有再就此议题交换看法。几乎与此同时,《文学自由谈》发表了一篇题为《你隔着金色的栅栏》的,作者是远在甘肃的严英秀,她梳理了阅读伊蕾的心路历程,坦言年轻时她不喜欢伊蕾带来的情绪“暴力”,穿过20年的时间尘埃,再次相会伊蕾,发现“她的诗歌中,充斥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终极叩问,这不是给诗歌刻意披上的思想的外套,不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的追逐哲学思潮的潮流的跟风,而是源自于生命本体的灵魂的发问”,那么,“这些诗,仅仅只是爱情诗吗?或者说,爱情诗写成这样,又怎一个‘爱情’了得!”字字有声,这时候我发觉自己只是一个肤浅的见证者。我把这期刊物转给了伊蕾,她读了文章很受触动,多次表示希望见到这位时空遥远的知音。

触动归触动,伊蕾一直没有停止实施一个既定目标。最初她决定每年要出游四至五个国家,后来提速,要用10年时间游走体验100个国家。她在大手大脚地散东西,把家里的书籍、家具、电器和各种装饰品一批批送给朋友,不管谁去她家,都不会空手而归。她说,“现在旅行成了我的第一要务,一切为它让路”。

伊蕾莫名其妙地喜欢夏天,曾在一首题为《夏》的诗中呼唤,“我在夏天重生重死让夏天一口一口把我吞食吧让我残破的肢体腐烂在夏天”。然后到了2018年夏天。令人骇然的是,正是在这个夏天,她奔向了旅游计划中的第61个国家——冰岛,那里成了最后一站。

有哲人说,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对死亡的话题都很避讳,任何理性的解释都不可能使人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斯宾诺莎转移视线,指出智者要思考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一些诗人却没有这么理性,他们就是要直视死亡。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女诗人伊蕾和她独有情钟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普拉斯只活了30岁,却对生命的厌烦由来已久,她声称“向往所有令自我毁灭的方式”,在著名的《拉撒路夫人》一诗中她这样写道:“死亡是一门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其善于此道。我做了,于是它犹如地狱。我做了,于是感觉到它的真实。我想,你们会这样说:我被这个目标召唤着。”在经历过“自我”浴火的伤痕累累之后,她选择在灰烬中自绝生命,她的丈夫特德•休斯据此认为,自己的妻子是被写作害死的。伊蕾对于死亡的书写更是“肆无忌惮”,口无遮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的诗里,所有对死亡的避讳都不复存在,直接写到“死”的句子比比皆是。她在《三月的永生》里写道,“我的永生在风暴里鲜红的眼泪砸伤了我我终于死、死、死、死了我的死是永生”,全诗出现了48次“死”的刺目字眼,中外诗人,绝无仅有。那时她37岁,还年轻,活着的时间对于她是奢侈的,更重要的,她正深陷爱情。热恋中的诗人常常无所畏惧,或轻蔑死亡,或美化死亡,他们向往的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天神境界。

却怎奈爱情无常,岁月无常,生命无常!

伊蕾生命的休止符定格在了67岁。如此,“7•13”、“星期五”与寂冥的冰岛互为支撑,叠加成了一种诗意苍茫的黑色隐喻。她呼唤过无数次的死神,终于潜入冰岛,静悄悄完成了它的使命。死讯传来,国内许多地方的诗人、画家自发组织追思活动,悼念诗文从北到南此伏彼起。尽享如此哀荣,伊蕾生前决不会想到。我从最初的恍惚中悟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但谁都在乎生命的长度。而这长度无论十位数,抑或百位数,之于宇宙时间也只是瞬间,所以伊蕾才写出了如下诗句,“生命这样短啊短得像一柄剑与其苟活,不如勇敢的寒光一闪”。

伊蕾离去已经有些日子。悲痛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学,回到诗歌文本,回到伊蕾的写作遗产。伊蕾的写作巅峰期大约只有三四年。这样的巅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写得多还是写得少,写或者不写,她没有那么看重。伊蕾诗歌,由于它已经进入历史,这时候我们会觉出一种异样和陌生感。我这几天重读她的部分诗作,读出了许多感慨。当人们谈论新时期诗歌史,伊蕾无疑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新诗编年史,缺少《独身女人的卧室》《流浪的恒星》《三月得永生》等作品,肯定不能说是完整的。

我还在想,怎样衡量经典作品?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有个重要指标,就是经得起重读。据我长期的阅读经验,伊蕾的部分诗作是可以重读。当然,伊蕾诗作是否具有重读价值,或者说,是否具备了某些经典作品元素,最终还有待于岁月的检验和裁决。对于伊蕾而言,她在这个神秘而多难的世界,活过,哭过,爱过,写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