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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走了一个老太太,“哗啦”一下,她手里的钥匙串回到了裤腰上,那张绿色的小卡片也消失在她的毛衣下面。还算麻利,若心想,把钥匙系在腰里,这都是什么年代形成的习惯,每次掏个钥匙都得抠抠缩缩半天,上厕所都没那么别扭吧……下一个还是老太太。

老太太真多,像打不完的小怪物,打掉一个,又冒出来一个。若的心里很自然地就蹦出“打”字,在她看来,她的工作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打走那些人,他们一副满怀期待的样子,在收回卡片的时候还要疑疑惑惑地问一句“这样就可以了?”真是惹人嫌。如果回答“还不行”,他们大概就要翘起脑门中间的白发,扶着桌子,扯开嗓门问罪了吧。眼前这个老太太的容貌格外呆滞、机械,仿佛临到跟前才想起来自己是来干什么似的,若提醒了两遍,后边的人也表示不耐烦地晃动了一下,她才把卡交给了她。

第一章 响起的电话

顾宁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母亲在厨房忙活着早餐,厨房飘着食物的香气。父亲则在沙发上悠闲的看着早上新到的报纸,等待开饭。而8岁的弟弟还在赖床不起。这是她许久没看过的景象,正当她想伸手去拥抱他们,梦醒了。

顾宁睁开眼睛,又闭上,想重新回到那个温暖的梦里。

“哐哐——”敲门声震耳欲聋。

顾宁只好睁开眼睛,起床开门。

打开门,只见一个女子不耐烦的脸。她狐疑的扫了一眼屋子,又打量了几眼顾宁。

见来人是最不好惹的姜丽,顾宁心里有些紧张,但表面仍是淡定。

“丽姐,你怎么来了。”顾宁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

“别和我套近乎。”姜丽推了她一下“这么晚开门,不知道的以为你偷汉子呢。”

顾宁只是微笑了一下,对她这样的说话语气见怪不怪。“丽姐,你知道我的,我怎么敢。”

“呵,量你也不敢。”虽然这么说着,姜丽还是在她的房间里巡视了一圈。“今儿个你起晚了,作为惩罚,今天一天都不许出屋子,也不许吃饭。”

又不让吃饭。还好有昨天顺手从厨房偷的馒头。

虽说有准备,可表面还是要装一装的。“丽姐,你看我也不是有心的……”

“你就在这待着,晚上之前不许出来。”不耐烦的打断顾宁的话,姜丽像是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一样趾高气昂的离开了顾宁的房间。

“哐——”门被重重的关上。

顾宁看着门,听到姜丽已经完全离开了之后,微微低下的头又高高的仰了起来。她嗤笑了一声,笑姜丽的傲慢,也笑自己的屈服。

她缓慢的回到了床边,慢慢坐在地板上,背部靠在床沿。她看了一眼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里她已经待了有一段时间了。床头有一个小柜子,小柜子上有一部最近很流行的电话作为装饰。再就是房间的西北侧有一个小小的洗浴室。东北侧有一个大衣柜,衣柜里有许多华而不实的衣服。这些就是她房间的所有东西了。

顾宁坐着坐着,感觉很疲惫,她慢慢滑落躺在地板上,冰凉传遍了全身。

她顾宁,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可如今,算什么呢?

没有话语权,没有朋友,甚至没有自由。

何其可悲可怜。

“铃铃——”电话声传来。

顾宁猛的一下子坐起来,不敢置信的看着那个时髦的电话,它仍在“铃铃——”响个不停。顾宁像是看到了怪物一样,她迅速爬起站起身,又后退了几步。

不久,她迟疑着靠近这个不停在响的东西。脑袋里反复回想着只见过几次的别人使用它的样子。

好像是把那个上面的东西拿起来放在耳边?

她慢慢伸出手,有些颤抖,拿起来了话筒,什么也没说。

一个陌生的男声仿佛在耳边一样。

“ oh  my god !!”

停了一小会,那个声音又传来“你,你是人是鬼?”

顾宁不由得问道“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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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

老太太的腮帮子蠕动着。上了年纪的人好像大多有这个现象,肯定是咀嚼不力,也有说是因为消化不好,食道以下的身体整个地抵制食物继续下行,所以留在牙齿间反复研磨。但也可能那里根本就没食物,只是字词。老人说话喜欢嘟哝,每个字都一样,从大小、发音到涵义,连起来的字句,就像一串串珠从他们的牙齿缝之间走过,根本不必搞清到底什么是什么。

若一次想不了这么多的内容,因为手里嘴里始终没停过,她只能拆零了想,比如她想到了“小怪物”,过了半分钟才又想到“打”,又过了两分钟,她才能凑上后边的、关于老太太嘴里有点什么东西的念头。塑料饭盒是崭新的,老太太往腋下一夹就走,有的还会露出一点笑容。真难看,这些……这些占小便宜的人,除了占小便宜还有什么能让她们高兴的吗?若几乎没有别的语言可以表达她的蔑视了。她们嘟嘟哝哝。只有死了的老太太不嘟嘟哝哝。但是绥姐也是老太太,但是……

若每周要见两次绥姐,她们一认识就产生了互不讨厌的观感,显然,绥姐对若的喜欢总要比若对她的喜欢更多一些,不过,若在拚命地追赶。绥姐的先生是个低着头的人,绥姐一叫他,他抬起脸时,那两道倒挂眉都要从中间散开,然后眼和嘴分别归位,次次如此。是不是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不由自主地缩起来了?绥姐好像没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她自己的姿态很正,一种始终能吸到最健康的空气的姿态,若一点都不讨厌她。

“因为音乐是通用的语言……”

“人民币也是通用的货币。”

若在心里跟了一句,没说出来。盒子就放在床前,外皮都磨白了,绥姐打开它,拎出一把小提琴,一回手搁在了脖子上,琴弓往琴弦上一横,吱呀了几声。若觉得很神,两样看起来不怎么相干的东西可以磨擦出离奇的、称得上是好听的声音,而且,跟若印象里的完全不同,小提琴的吱吱呀呀竟然这么响,响得她快要捂耳朵了。

“好响啊。”

“你喜欢吗?”

喜欢,交了钱了还能不喜欢么?若拊着胸口连连点头。她很快就摸上了琴。这把琴很不新了,木壳的每个侧面上,拼缝都能看得出来,看来是专供初学者试手的。但是若仍然轻手轻脚的,生怕碰坏了什么。她的手指在琴弓上摸了一周,算作问候。

“音不准”,绥姐轻松地说,“不过练练就够了。音乐是通用的语言,你会了音乐,就能跟任何人交流。”

我有了钱也能买任何东西……若仍然是在心里应了一句。

绥姐就是个老太太,每次到她的房间里,若都能感觉到一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的氛围,天花板有下垂感,柜子仿佛从来没有动过,就是从地板上生长出来的,被褥端正得缺乏新鲜感,颜色和质感都表明它只能容下固定的一位主人,不能委于他人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绥姐的先生,这屋子因为他的存在而显得十分疲惫,一旦客人走了就要打盹。

第一次拉出琴声,若觉得有点熟悉。尖叫?不,不像,像某种笑声,跟门外的人群里的那种笑声完全不同,那是属于老头儿们的笑,哑哑的,糙糙的,没顾上抛光,就从喉咙里随随便便下线了。他们一定在谈论9号里面那户搬家的,那天,救护车几乎是和搬家公司的车同时开到楼下,救护车不停地按喇叭,搬家车的司机置若罔闻,直等人从楼道里被搀出来,才知道两辆车是同一住户叫的。老爷子圆瞪两眼,高大的身材跟他不太完整的大脑很不般配,人们习惯的他的样子,是推着一个购物筐像遛狗那样在小方砖路面上兴冲冲地跑。“鲍叔!”门卫喊住他,他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今天又到哪里去?”

“跑哪儿算哪儿!啊哈哈哈哈!”

垃圾站的人也总跟他起哄。“冲!冲!冲!”那个总在旧皮沙发上打瞌睡的老家伙,一见到鲍叔就要精神起来,“冲!冲!”

“冲什么冲?”他的助手,灰白头发的浦老师,常规动作就是把小绿卡放在椅子上,让一根小红线在卡上跳动,跳一会儿,再换下一张。“你们这些人不会好了”是她常说的话之一,还有一句是“我们这里真不太平”。鲍叔经过垃圾站的时候,浦老师头也不抬,她每天都在这里待上很久,她对这里很有意见,无论动物、植物还是人,但还是满意自己的,那是一种属于一块久经风霜的挡泥板的满意。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鲍叔被救护车接走了。老头儿们和不那么老的老头儿们,碰到一起都面带笑意:“这么多年看他活蹦乱跳,结果要搬家了,倒发病了。”“哪怕早一天都好啊,早一天就多太平一天。”搬家的时候,很多邻居都围拢过来看,不少人是真的好奇,想知道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会有些什么家当,结果他们很惊讶地发现,从楼上抬下来一包又一包用深蓝色镶着金边的绒布裹起来的东西,看样子不仅有被褥、锅碗瓢盆,还有不少非日用品,好像是乐器,有鼓槌,有手风琴,好几个人看到一个工人捧起一堆蓝布包扔进车厢,发出“哐”的一声铙钹响。鲍叔的保姆指挥着搬家工人,他的儿子——也是有人见过的——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遥控着一切。

像某种笑声,可这笑声有点缺乏光照感。它不是明朗地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地板的那一头渗透过来,在即将爬上床脚的时候溃散掉。老头儿之间似乎有种日常的比拚,比谁笑得更响。在鲍叔走后,这比拚仍然在。“你知道鲍叔在救护车里说什么吗?”“说什么?”“他说,让我来开,跑哪儿算哪儿,啊哈哈哈——”“啊哈哈哈,你看见了吗?”“还用得着看见吗?”“你别扯了!”“嘿嘿!”

当鲍叔消失,若明显觉得,那深夜钻进房间的笑声没了,而拉开房门,打开防盗栅栏,透过楼道窗格射进来的狭长的一道阳光里的飘浮着的微小的点点,却变得那么陌生,仿佛一夜之间被调换了,换成了一些病毒一样的东西。邻居们挡不住笑的欲望。这成了他们的义务。

连浦老师都有些改变。她不再见一次若就提醒一次,不要在房间里拉琴,这事她好像忘了,相反,有一次在若倒垃圾的时候,浦老师竟然想到另一句可以跟若说的话了。

“喂,你有朋友了吗?”

私生活是一种想尽办法往外冲的东西。在这里,有时候,一扇防盗门上的网眼就能暴露房间里的人有没有离异,带没带孩子。有的房门上的小风铃是邀请你去摸一下的,说明屋主人处在对未来充满好奇的阶段,有的则只是挂在那里而已。浦老师经常去敲每一家住户的门,对这些征兆简直太熟悉了,她那一对黑豆样的眼珠,一旦盯着你看,你就不能不对她说实话。若只好老老实实地撒了个谎:“有了。”

“真的有啦?”

浦老师一旦露出不信的样子,仿佛她听到了什么噩耗一样。若不得不再忍她几句。她告诉她,既然有对象了,就要在打扮和举止上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对象的人,不能再让一个像她这样热心的半大老太太到处留着意,物色一个看起来匹配度较高的男子。不过,浦老师也没有主动透露自己有什么人选。又一张小绿卡片送到她的跟前,小红线蹦跳了起来。科技促进了人的专注。

自从跟着绥姐拉上琴以后,若努力不再想觅偶的事。想是没用的,绥姐说得对,音乐是通用语言,多会一门语言,意味着可认知、可交流的世界又长出来一大块,而伴侣顶多只是把一个人翻倍成两人。当若完全习惯了提琴和脖子、胳膊及身体之间形成的角度,熟悉了各种把位,她对别的乐器也产生了兴趣:那是单簧管,无论是造型还是声音,都让她觉得像是一个人在不住地吐舌头,做鬼脸;圆号是一大盘面条,竖起来挟在腋下,吹奏者逮住了面条的一端慢慢地嘬,怎么也嘬不完;拉二胡的人,过去她不过就看到一个不稳定的直角,现在她觉得那声音和人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大鼓的动静像喊话,可是喊的内容却是旁敲侧击的,比如“今晚还没有约会的人可以不用加班!”在各种乐器里,铙钹是若最有好感的,她喜欢在一个晴好的周末来到公园的小草地边,看社区歌舞队的排练,每次“哐”声响起,她就在心里默念:我有小提琴。

若甚至觉得,笑声也是有音乐性的,尤其是小孩的笑声,虽然若并不很爱听;老头儿的笑声里充满了武断的休止符,这对琴弦是个考验,老太太呢?不,她们从没真正笑过,她们在最开心的时候,比如说,在辛辛苦苦、坚持不懈地积了三个月的垃圾分,然后换到一套饭盒的时候,也只是难看地咧一咧嘴。笑容都被她们怎么都停不下蠕动的腮帮子给嚼烂了,根本等不到冲出来的时刻。

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尝试把琴拉出一些像样的调子来。绥姐很耐心,操练的间隙,她还会教她一些本地方言。这是若要求的,她在深更半夜里,一个人对着墙睡觉时,往往会听到有人在什么地方用方言说话,十分清晰,清晰到连一句话说了多少个字都能数清楚。若感到他们在说给她听,让她知道,她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只要能懂他们的话,就好比她只要能懂音乐,就能到处感觉到音符的存在一样。水突然在管子里游动了起来,像是台下的人在为刚才的一番话鼓掌,他们听懂了,高兴了,挥舞着肥皂沫,也许还有避孕套、粪便和快要稀释了的卫生纸。深更半夜,若总会产生想要坐起来的冲动。

有人敲门。不是浦老师,是邻居。老头儿的睡衣前摆快要拖到了地板上,一双白得发青的腿站在拖鞋里,下巴底下像送到洗衣房去的窗帘那样打着皱。他很严肃,但还算平静,他问:“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动静了吗?”

顾宁睁开眼睛,但是绥姐也是老太太。若说没有,她刚刚差点就睡着了。

“老鼠?”

“不是老鼠,我总怀疑是鲍叔房间里的动静。”

若有些无奈:“不用管他行吗?”

“那不行,”老头儿更加严肃了,“他要是点着火了怎么办?”

若刚想说“反正这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老头儿就做了个手势打断了她。“听,”他说,“又在响了,像在敲鼓。”

若左右晃了几下脖子,把瞌睡彻底赶跑。可她还是没听见。管道里又传来了哗哗的水声,隔着安全栅栏,若跟老头儿说了句“到早上再说吧”,就关上了房门。

老头儿趿着拖鞋走了,脚步声很重,过了不多会儿,若听见了砰砰砰踹门的声响。就在楼下,看来老头儿是下了决心,要把危险系数降低一些。接着是不出意外的咆哮和争吵,完全听不清是什么。头脑中从人声到音乐的转换机制此时彻底不灵了,若缩进毯子,用枕头压住头,仿佛自己满脑袋都长了耳朵。

绥姐也没睡好,皱纹一下子在她脸上冒了出来,她有意识地捋着,还是顾此失彼。“太累了,真抱歉,”她说,“今天说话有点没头绪。”

每个人都要学一点自我排解的技能:错乱的不是皱纹,而是思路。如果若哪一天丢了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她肯定也会想“反正我一直就没男朋友”。总有一些东西,是比另一些东西更容易承受一点的吧,也总有一些人声会比另一些人声更好听。那半夜里从地板缝里钻出的笑声,或者在某个房间里悄然生长的喁喁私语,比起大白天里老头儿们的闲聊,始终更让若乐于接受一些。她感伤地看着绥姐翻开一本很旧的乐谱,那种富有浊感的噼啪就像纸张在叹气。

“这一段,你拉拉试试。”

若拉了起来。与其说是拉琴,不如说是在摸索。她的手在深夜里的墙上摸着,慢慢往前,耳朵听不懂的字一个个凸出在墙面上,似乎可以靠着抚摸来艰难地辨认:“我……”“搞……”“去……”“道歉……”“好久……了”。然后是水,呼啸而来,刚刚显了形的字一溜烟地全不见了。绥姐扶着前额坐在一边,她胳膊肘下的玻璃板底下,是若早就看腻了的那几张照片,黑白的,是坐着的和站着的、表情凝重的女孩,若觉得她们一定不在人世了,不管她们是绥姐的骨肉还是她年轻时的自己。

她还得练,当然,得花足够的时间。每周两次,一看见绥姐和她先生,她就觉得人生真是任重道远,而过去的事情,哪怕只是昨天发生的事,都在迅速地枯萎成相片。男主人从里屋出来了,仍然是那样,每次开口都得把除鼻子之外的五官搬开,好给表情腾出地方。若竭力把他想像成一朵从含苞状态放开的花朵。“吃饭吧,”他说,“饭做好了。”

他的厨艺不错,咸淡都恰到好处,神奇的是,这些分明是家常菜,却缺少那种老气横秋的家常菜,有明晃晃的光泽,倒像是直接从屏幕或海报里搬下来的似的。“广告创意以实物为准……”若不禁把经常从电视广告里看到的这五个字念出了口。男主人笑了:“对啊,以食物为准,不吃饭怎么上课呢?”

“我跟师……师父学做菜吧?”

若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师父”二字说出了口。男师父的配偶叫“师娘”没问题,可是女师父的配偶该叫什么呢?她没想起来。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已规定,有一技傍身、能收徒的人铁定只能是男的,女人只能担任辅佐,就像每天坐在垃圾站里忙活的浦老师,正牌管理员可是一直端坐在沙发里,只管傍晚的时候把垃圾箱拖出去,交给按时抵达的环卫车。

“你想学的太多了。”绥姐连忙讲。

饭后的她显得更疲惫了。于是若起身告辞,又小心地用纸把淋在玻璃板上、模糊了照片的一滩汤汁给擦掉。她来到门口,推开掉了大半绿漆的铁栅栏,把两大袋垃圾提在手里,面前是一辆仿佛从史前时代起就停在这里的自行车。绥姐从挂在门后的小包里找出绿卡片给她:“麻烦你了。”

“不客气。”

她慢慢下楼,身后的动静如常。栅栏门锁上了,绥姐推了推,又关了房门。

老头儿们骚动起来,大概是有谁夹塞儿吧,若听到一句怒冲冲的埋怨,一个人先起了调门,不是很高,其他人就很方便地应和起来——竟然还有人笑,应该是表示对那个不受欢迎的人的强烈鄙视。忽然一个高音飞起,不受欢迎的人骂了一句,回到了别人希望他回到的位置上,而埋怨声也跟着退去了。没有返场的。

却没听见老太太的动静。他们跟老头儿真是两个系统的人,仿佛是同时长大,同时变老,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各说各的话。年轻时的他们都死了,那些互相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哪怕他们找出了微微泛黄的旧照片给若看,她也会觉得,咳,那是别人。一个人既然老了,怎么还可能和年轻时很相像呢?倘若觉得相像,那肯定是因为你事先已被告知说这俩是同一个人,生怕你不信,或者当耳旁风,还要一张一张地边点给你看边解释:“这是我”,“这是刚进工厂时候的我”,“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你看我那时特没心事”……还有一句“很像我吧?”这是心虚话——必须很像啊,就仿佛你来到动物园,不得不承认那些一脸褶子、鼻孔朝天的猿猴也跟自己很像。

“有什么问题吗?”那老太太问,让人不安的狐疑在她脸上聚集起来。扫描器怎么都扫不出信息。若咬住嘴唇,把那张卡翻过来看了一眼。果然。

“这个作废了……阿姨。”

话一出口她就有些后悔。小绿卡在大约一个月前集中换过一次,旧数据都归拢到了新卡上,但旧卡依然可以在小红线下有所反应。浦老师虽然仔细,仍免不了有漏网的。阴云在她的心头掠过。面前的女人很强大,她的狐疑可以随时引爆一些什么。

“我排队排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冷的天!”

老太太的普通话夹生得很,就像一个方形的东西被使劲地塞进了圆形的嘴巴。她又转身朝后边的人说话。若产生了亏欠感,她没想到,自己原来不单会在绥姐面前有亏欠感,每一个比她年长的女人都会让她觉得心里有愧,她们都活着,但她身上比她们少死了一些东西。人带着罪错感,很难不低头。

“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很抱歉,”若尽量盯着对方,把话说清楚。

老太太在半推半劝之下让开了,后边的人嫌她耽误他们的时间。她不肯走,手揣在兜里,就站在旁边气呼呼地看着。

忘了她,无视她……若打起精神继续做着手里的事:扫描,手工输入号码,签收。签收簿尺寸很大,但格子却很小。签字栏里的字几乎没有看得清的。可是签名理应是见性格的所在。若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作弊得到一张零分试卷,带回家后不敢示人,等到第二天一清早,她早早地起来,请在厨房忙活的奶奶签一下名。奶奶——她显然也是老太太,可是若从未觉得自己对此须负什么责任——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接触过的纸张类别里应该不包含试卷,对那个大大的“○”似乎也并不在意。

“就写我的名字吗?”

奶奶没笑,但是很尊重的样子。她开始写了。在场的一切都在看:墙上挂的炒勺在看,菜刀在看,鼻直口方的煎锅在看,浑身黑黢黢的吊灯在俯瞰;铁锅在看,筷子在看,巴掌那么大的一个花鲢鱼头在看,煤气阀在看,调味盒隔着柜门上的纱窗在看;墙在看,镀了一层油腻的瓷砖在看,瓷砖上破开的一个三角形的小洞也在看。鸟儿在啼,每啼一声,窗外就亮堂一点点。若几乎没见过奶奶写字,她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写了很长的时间,就仿佛在立遗嘱。

“可以了?”

奶奶继续忙活,好像什么都未发生似的。若收好试卷,又回到了床上。她心里清楚奶奶不会走漏消息。越是对一件事缺乏概念的人,才越会郑重地对待它,会独自一个人消化它,反之,越是熟悉、了解,就越会草草了事。父母从不会认真签名,不管她考了满分还是零分;医生写的处方笺,哪怕写得像一幅心电图也没关系,反正药剂师总能看得懂。至于她自己,现在,她对待她的提琴也就是简简单单地一拎,她对镜子里自己的仪态是否优雅的在乎程度超过了对琴的器重,“反正音也不准”。每个人,只要稍稍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都很难再认真签一次名。只有奶奶例外。

若有点想念奶奶,想念她那副郑重的样子。没有人再提醒她郑重的意义了。就连绥姐,也只是反复告诉她,懂了音乐的门道,会拉一些基本的小提琴曲,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也许还可以因此给自己寻到一位男友呢。人们为什么都这么懂呢?既懂得自己想要什么,也懂得如何去得到它,需要付出多少对价,就像有个“一万小时理论”,言之凿凿地说,要弄通一门技艺需一万小时,缺一分钟都不行。计算,都是计算。那些老太太们带着小绿卡倒垃圾,也是很清楚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不,她们并不知道三个月后能得到怎样的礼品,但仅仅是“礼品”二字就足够促使她们风雨不误地坚持下来了。

大概这就是她们不太笑的原因吧。既然成本收益都算清楚了,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呢?浦老师,不知道她以前是教什么学科的老师,对琐碎事的耐受力可算是一流的了,可那换不来开心呀。老头儿们就不同,他们会为自己的处境发笑,有时候还会短暂地进入狂欢状态……哦,那些夹杂着休止符的笑声!

若回到房间里,翻开乐谱,将它摊在墙上钉着的一长条搁板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五线谱上那些闪电状的符号。她怎么都写不好它们,一扭,两扭,三扭,逆着她写字的右手。

她喜欢写音符,也已经写得很接近印刷体了,精确地把附点点在音符里最美观的位置上时,她有点兴奋,但又有些遗憾。毕竟那是在场的东西,它们从无到有,冲出来,浮现在原本没有它们的地方,就像一些饭菜摆上餐桌,一张卡里录入了数据。但是,怎样去表达那些停顿、那些缺席呢?那是换气的时刻,回旋和蓄势的时刻,也是秘密显示其存在的时刻。响声在半夜里出现,它们对若和对其他邻居的意义是那么的不一样,若可以枕着它而眠,但别人却只想着打断它,消除它,让它休止。

它又出现了。那如同琴声一般的笑。不过这一次,若怀疑是自己白天练琴太猛而导致的幻听了。楼下住着鲍叔,到了白天,他依然是那个样子,让小推车围着花园溅起一连串清脆的嘡嘡声。他的笑跟其他老头儿都不一样,他会在一小段时间内把笑声全部倾倒出去,然后停顿很久,仿佛在两次炮击之间,需要重新装填弹药。

就在半夜被踹门后的那一天,鲍叔出现在了若前去上班的路上。他的神色变了,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低落。他扶着车把,然后把手推车的后盖打开,将那颗如同发了霉的馒头的脑袋探进去。车移动了,他又捣鼓了一下,锁住车轮,然后继续尝试。掀起来的后盖重重地敲在他的后脑勺上,鲍叔的两肩怎么也挤不过去。他气得跺脚。若不能不停下来看。

社区服务处就在三四百米外的地方,蓝色的牌子,难得有人路过时会朝里张望一眼。那是个与世无争的机构,无法给居民带来多大的幸福感,也决没有添堵的机会,三个女孩加一个男孩,对于拉开卷帘门、接电话和更换饮用水的水桶而言是够用了。冷意依旧盘踞着初春,树木互相端详着彼此的枯槁和斑驳。鲍叔按着车筐,看样子想爬进去,他的腿应该是能跨进去的,可是他似乎想先进上身,于是车子晃起来。他退了回去,站好,这次想来一个跳扑,看上去对自己的身手很有自信。车子猛的震颤了一下,在行将倾覆前的瞬间,重心迅速与老头儿对齐了,他难受地仰卧着,两条腿挂在了外边,摇了摇。

他就那样缩在了车里,好像等待着被谁推走。

若不想去报警,也不想惊动更多的人,事实上已有好些人远远地看着了。警察、警车和公安局是最无趣的东西,无论怎样的行为,到了那个体系里都变得与人无关,只同秩序有关了:破坏还是不破坏秩序?威胁还是不威胁公共安全?把一个将自己放进购物车里的人,和一个,比如说,把在自家淋浴房里放鞭炮的人视作同一类,该是多么的不通人情。但是,还是等吧,等待那些将一切恢复正常的力量出现。

那天夜里,若被脚步声惊醒了。她似乎早就预期到了,它们一定会来,那些严肃的、带有纠正意味的脚步声。门砰砰地响。若想出去看看,可是她没摸到钥匙,只觉栅栏外边似乎有一场演出快要开始了,她希望那只是一场音乐会:先是小鼓,以极其短促的八分之一节拍密集地敲着,然后圆号响了,嗡嗡的,郁郁的,每一句都很长。现在是大鼓,不,是定音鼓,如同在她的老家,每年春夏季节从油菜田那边迅速逼近的雷鸣——没有意外,又是踹门的动静。若用双手抓住栅栏,仿佛赌一把运气似的使劲拉了几下:有点像打锸?哐哐的,短促,清脆。

咦,这像是整台演出中,到目前为止还缺少的打击乐。踹门声更大了,不止一只脚吧,起码有四五只。肯定是鲍叔家,因为……只有他家没装铁栅栏门,否则应该是弥满楼道的清脆的哐哐响。若安静地走回床上,用额头顶住了墙。它快要塌了吧,现在没有窃窃低语的本地方言,“我……”“道歉……”“好久了……”现在,有很多人声如同弹片那样撞向这间还算完整的屋子,它不像老人家的被褥,它收容任何愿意且有能力被它收容的人。若听不清任何一个字,却完全能懂。她期待着水管子能够赶紧响起来,最好发出那种在湍急的回旋中下落的、有如巨人打嗝一般的动静,不管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都被它卷走。

她全都懂。她担心,自己也变成一个懂得太多的人。懂得太多,就不能郑重了,就听不见屋外的鸟鸣,看不到瑟瑟发抖的树木,也无法想像那辆纯铁打造的手推车对于一个缺少庇护的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老太太们精于取得,老头儿们则擅长排除,排除那些不该出现在身边的东西。也许,男人都是这样吧,不会去谋划什么长期的事,因为他们笃信自己的力量,拨乱反正,化险为夷;而女人——若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则总在奔着一些早就在时间轴上标出的节点而去,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

翌日早晨,若在琴盒的底下找出了钥匙。打开房门后,她先踹了一下,然后吱呀一声打开。她跑了出去,把带着浮尘的阳光吸进鼻孔,直到肺里。她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什么,是在庆祝重获自由,还是在缓解焦虑。

又是一张小绿卡。又一个签名。若花费两秒钟的时间认了一下那行字,好像是“杨”,不,是“物”吧,啊,怎么会有姓物的人,肯定是杨……饭盒拿走了。在若的右手边,男孩不时地把饭盒摆成完全平齐的四摞,哪一摞少了一块,就从别处匀一些过来。下一个人比较年轻,但也是老头儿,那一身肥厚的大衣会把他裹到地底下去的。

有一秒钟,若觉得看见了奶奶。她就排在队伍里,一副没心事的样子,对人们的聊天置若罔闻。奶奶不懂什么叫扫描,她大概连卡都没见过,不过要是给她一张纸,她总会认真地把名字写好的,她知道一张写端正了名字的纸,和一个刮干净了鱼鳞的鱼头一样,都是一种类似礼物的东西。这礼物是送给平安的,它如同从天而降的雪花一样,穿过日子的缝隙,落满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奶奶从不追求精确的交易,至少,若觉得她永远不会对那些感兴趣。

饭盒在迅速地减少。这间社区服务中心从来没有迎来过这么长的队伍,真是“盛况”,但若有些不安。一个拿错了卡的人满嘴牢骚地走了,那个气呼呼的老太太站了一会儿,接了个电话,也走了。那一列由对天气、对儿子儿媳、对房产分配、对退休金、对国家免除外债和对在线购物的种种陷阱的七七八八的怨言组成的观光列车还在前进,下车的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腿,带着这一趟的收获回去了。收获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收获。

下午还要去练琴。是的,继续练。鲍叔走了好几天后,若在自己房间里拉了五分钟的琴,并没人来敲门,于是她大着胆子,把一首《梦幻曲》捉襟见肘地拉完了。绥姐会夸她,肯定会,“你找到感觉了,不管拉得怎样,能过完一遍就好”,她的先生——她还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今天会做什么菜呢?有两次,他们硬是把剩下的菜装好饭盒给她带回去。但她后来都倒了,不知为什么,剩菜给她一种她不喜欢的返场感。

五官散开,形成一个准备就绪的舞台,然后首席小提琴手站了起来……还剩五个饭盒,崭新的,半透明,但只有五个了。老头儿在笑,“不够啦!不够啦!你看,你看啊,啊哈哈哈!”“今天零下两度,哈哈哈!”“为了拿个饭盒,我饭也没吃,啊哈哈哈!”男人就是大度,尽情地嘲笑自己白费了这大半天的工夫,顺便踹两脚服务处的大门,而女人,若根本不愿听清她们在说什么。她们都等着签名呢,零分试卷也签,没关系,没关系,你要我写在哪儿就写在哪儿。若的头深深地低了下去,身体像一个胚胎那样缩拢,她拿过下一个卡片,扫描。首席小提琴手站了起来,她身上尚未死掉的部分在一分一毫地死掉。